1978年1月5日，清晨五点。
沈知秋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没有一丝犹豫。她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在设定的时间准时启动。额头上结痂的伤口传来轻微的痒感，她克制住伸手去挠的冲动，静静地躺在招待所坚硬的板床上，等待眼睛适应黑暗。
窗外还是浓稠的夜色，但远处的街道隐约传来清洁工扫地的沙沙声——县城在苏醒。沈知秋翻身坐起，动作轻得像猫。她没有点灯，摸黑穿上棉袄，系紧围巾，把早就准备好的挎包背上肩。
包里装着她需要的一切：纸笔、手电筒（虽然用不上，但以备不时之需）、干粮、水壶，还有那封写给郑局长的信——如果成绩理想，这封信会第一时间送到他手中。
洗漱是在楼下公共水龙头完成的。冰水拍在脸上，刺骨的寒意瞬间驱散了最后一点睡意。沈知秋看着镜子里那张年轻却沉静的脸，额角的纱布在晨光熹微中显得突兀。这是三天前摔倒时留下的，伤口不深，但结痂的过程很痒。她对着镜子轻轻调整了一下纱布的位置，确保不会在关键时刻散开。
五点二十分，她走出招待所。街上空荡荡的，只有零星几个早起的人缩着脖子匆匆走过。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街道，卷起地上的残雪。沈知秋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只露出眼睛。
从招待所到教育局，三百米的距离。她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踏得很稳。路过一个早点摊时，摊主正在生火，煤炉里跳动的火苗在晨雾中显得格外温暖。摊主看见她，招呼了一声：“小姑娘这么早？”
“办事。”沈知秋简短地回答，没有停留。
教育局的大门紧闭着，铁门上的红漆在岁月侵蚀下斑驳脱落。门旁的水泥墙上，贴满了各种通知和公告，层层叠叠，有的已经发黄卷边。沈知秋的目光扫过这些纸张，没有找到她想看的——成绩榜还没贴出来。
她站在大门对面的一棵老槐树下，这个位置既能看清教育局门口的一切动静，又不至于太显眼。树干的阴影很好地掩护了她，让路过的人不会特别注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街道上的行人多了起来。沈知秋看见几个背着挎包的年轻人陆续来到教育局门口，都是来等成绩的考生。有人紧张地来回踱步，有人蹲在墙角抽烟，有人抱着膝盖坐在台阶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空。
她认出了其中几个——是上次考试时见过的面孔。一个戴眼镜的男知青，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青年，还有一个年纪稍大的，看起来有三十多岁，应该是往届生。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同样的焦虑和期待。
六点三十分，教育局的大门开了。一个穿着蓝布工作服的老门卫探出头，看见门口聚集的人，见怪不怪地摇摇头：“还早呢，八点才上班。”
“大爷，成绩榜什么时候贴？”有人急切地问。
“该贴的时候自然就贴了。”门卫打了个哈欠，“都散开点，别挡着门。”
人群稍微散开些，但没有离开。沈知秋依然站在树下，目光紧紧盯着大门。她在等一个人——郑局长。按照前世的记忆，郑局长习惯七点半到单位，比其他干部早半个小时。
七点十分，一辆自行车从街角拐过来。骑车的人穿着半旧的军大衣，围巾围得很严实，但沈知秋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身影——是郑局长。
她的心跳加快了一拍，但没有动。现在不是上前的时候，太引人注目。
郑局长在教育局门口下车，推着自行车进门时，目光在门口等待的考生身上扫过。他的视线在沈知秋的方向停留了一瞬，但很快就移开了，没有特别的表示。
沈知秋松了口气。郑局长看见她了，这就够了。
七点半，上班的干部陆续到来。教育局的小楼里亮起了灯，窗户里有人影晃动。门口等待的考生越来越多，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人。大家自觉地排成队伍，但气氛越来越紧绷，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弦。
沈知秋依然站在树下。她没有排队，因为她的目标不是挤到前面去看榜——她要的是在成绩榜贴出的第一时间，用最快的速度抄下沈家四人的成绩，然后迅速离开。
这是她分析后的最佳策略。如果排队，会被困在人群中，行动受限。如果站在外围，虽然离得远些，但自由度高，反应快。而且她视力很好，只要距离不是太远，完全能看清榜上的字迹。
八点整，教育局正式上班。但成绩榜还没有贴出来。
等待的人群开始躁动。有人小声抱怨，有人不停看表，有人踮起脚尖往楼里张望。沈知秋依然安静地站着，但她的手在口袋里握紧了——她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按照正常程序，成绩榜应该在八点准时张贴。现在延迟，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技术原因，比如油印机出故障，要么是人为原因。
她倾向于后者。
八点十五分，教育局办公楼里走出两个人。一个年轻的办事员抱着一个大纸卷，另一个是戴眼镜的中年干部。两人走到门口的水泥墙前，开始清理墙面上的旧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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