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31日，傍晚。
沈家沟笼罩在岁末的暮色中。炊烟在灰蓝色的天幕下笔直升起，又被凛冽的北风吹散。村东头老槐树的枝桠上挂着冰凌，风一过，就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像是时间走过的脚步声。
沈知秋站在自家院子里，看着西边天际最后一丝余晖消失。再过几个小时，就是1978年了。这个特殊的年份，对她，对沈家，对整个国家，都将意义非凡。
“秋儿，进屋吃饭了。”李秀兰的声音从灶房传来。
堂屋里，一家人围坐在方桌旁。桌上摆着一盆白菜炖粉条，一碟咸菜，还有难得一见的——六个白面馒头。这是李秀兰用家里最后一点白面蒸的，为了迎接新年，也为了给即将奔赴“前线”的女儿壮行。
“明天一早我就出发。”沈知秋咬了口馒头，声音平静，“提前三天到县城，在教育局附近找个地方住下。1月5号早上，我要第一个看到成绩榜。”
沈建国沉默地嚼着菜，半晌才说：“一个人去，行吗？让你二哥陪你去吧。”
“不行。”沈知秋摇头，“二哥的目标太大。赵志刚的人肯定会盯着咱们家，如果看见两个人一起出门，一定会起疑。我一个人，装作去县城办事，反而容易混过去。”
“可是你一个姑娘家……”李秀兰眼圈红了。
“娘，我十八岁了。”沈知秋握住母亲的手，“前世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一个人去了省城闯荡。这一世，去个县城算什么。”
这话她说得轻松，但桌边的人都听出了其中的分量。沈家三兄弟互相看了一眼，沈建设忽然说：“秋儿，我送你到公社。就说我去公社办事，顺路。”
这个提议沈知秋接受了。从沈家沟到公社这段路最危险，如果赵志刚真要拦截，多半会在这段路上设卡。有沈建设在，至少能应付突发情况。
晚饭后，沈知秋回到自己屋里，开始收拾行囊。东西不多：两件换洗衣服、几块玉米饼、水壶、手电筒（电池是新的）、还有最重要的——她整理的所有证明材料、复写纸、空白信纸、钢笔。
最后，她从床底拖出小木箱，打开铁盒。四十七元八角三分，她数出二十元，用布包好，贴身放着。剩下的留给家里应急。
收拾妥当，她坐在床边，就着煤油灯的光，最后一次检查她的“作战计划”。
计划分为三步：
第一步，抵达县城。1月1日下午到达，在教育局附近找一家最便宜的招待所住下。每天去教育局门口“散步”，熟悉环境，观察人员进出规律。
第二步，成绩公布当天。1月5日清晨六点抵达教育局门口，占据最佳观察位置。成绩榜一贴出，立即用最快的速度抄录沈家四人的成绩。同时观察周围是否有可疑人员——赵志刚很可能派人在现场监视，甚至可能当场刁难。
第三步，应对可能的情况。如果成绩理想，立即返回公社向郑局长报喜，同时开始准备政审材料。如果成绩有异常——比如明显低于预估分数，或者根本没有她的名字——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当场要求核查，另一方面迅速寄出事先准备好的申诉信。
这个计划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但沈知秋知道，现实永远比计划复杂。最大的变数，是赵志刚会用什么手段阻挠。
她想起今天下午在村口遇见赵志强时，对方那种幸灾乐祸的眼神。赵志强说：“我哥说了，成绩好不一定就能上大学，还得看‘综合素质’。”
这话里的威胁意味，再明显不过。
“咚咚。”敲门声响起。
沈知秋收起纸笔：“进来。”
是沈建军。他端着一碗热姜汤进来，放在桌上：“娘让给你煮的，驱寒。”
“谢谢二哥。”
沈建军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床边坐下，欲言又止。
“二哥，有话就说。”
“秋儿，”沈建军搓着手，“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都没考上，你打算怎么办？”
沈知秋看着二哥。昏黄的灯光下，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脸上有超越年龄的忧虑。她知道，沈建军担心的不仅是自己，更是整个家的未来。
“那就明年再考。”沈知秋说，“但这一次，我们要边备考边赚钱。我想好了，开春后，咱们可以搞家庭养殖——养兔子。兔子繁殖快，成本低，兔毛能卖钱，兔肉也能改善生活。如果规模做起来，一年赚个两三百不成问题。”
沈建军眼睛亮了：“养兔子？这主意好！咱村后山有的是草，饲料不愁。”
“不止养兔子。”沈知秋继续说，“二哥你脑子活，可以做点小生意。现在政策在松动，只要不张扬，偷偷做点小买卖，公社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做什么生意？”
“收鸡蛋。”沈知秋说，“咱们村家家户户都养鸡，但鸡蛋要攒到公社收购站卖，价格低不说，还经常压秤。你可以挨家挨户收，集中起来拿到县城卖。一斤赚两三分钱的差价，一天收五十斤，就是一块多。一个月下来，比一个正式工的工资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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