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风,终于开始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来自远方的清凉。虽然白天的日头依旧毒辣,但早晚已能感到明显的温差。田里的玉米棒子鼓胀得撑开了苞衣,露出金灿灿的籽粒。花生秧子底部的叶片开始泛黄,是地下果实饱满的信号。而那二分地的西瓜,在供销社拉走了第三批后,田里只剩下些晚熟和个头稍小的,像完成了盛大演出的舞台,略显寂寥,却又满载着沉甸甸的收获。
沈家堂屋的地上,堆着小山似的、金黄色的带壳花生。这是自留地里那两分地花生的头茬收获。沈建国、沈卫国、沈建军,连李秀兰和王桂芬都蹲在地上,手脚麻利地将花生从秧子上摘下来,扔进旁边的柳条筐里。空气里弥漫着新鲜花生特有的、混合着泥土和植物清甜的香气。铁蛋和小花也学着大人的样子,笨拙地揪着花生,不时把还没摘干净的花生秧子也扔进筐里,引来大人善意的笑声。
“今年这花生,结得可真厚实。”沈建国拿起一串,上面密密麻麻缀着十几颗饱鼓鼓的花生,他用力一捏,壳子“啪”地裂开,露出里面粉红色、裹着薄膜的仁。“看看,多是两粒仁的,三粒的也不少!”
沈卫国憨憨地笑着:“爹,咱这地,去年秋深耕,冬天堆了肥,开春又按小妹说的法子点了豆饼渣,底肥足。你看这秧子,到老了叶子还这么绿,秆子也壮。”
“科学种田,不服不行。”沈建军接口道,手里动作不停,“以前咱哪舍得给花生地喂豆饼?都紧着玉米。还是小妹有远见,知道啥东西值钱,就该舍得下本钱。”
沈知秋也蹲在一旁帮着摘,闻言只是笑笑:“是咱们一家子舍得下力气。光有法子,没人干,也白搭。”她掂了掂手里刚摘下的花生,估算着产量。这两分地,看这架势,晒干后收个一百五六十斤干花生不成问题。按集市上三毛五到四毛的价格,就是五十多块钱的收入,几乎抵得上一个壮劳力全年在生产队的分红了。而这,还只是自留地经济作物的一部分。
西瓜已经给家里带来了近三十块的现金收入,供销社那边还约定了明年如果继续种,可以提前订合同。长毛兔又剪了一次毛,送去县里换了钱。加上沈建军在副业组的工分和零星编织品售卖,沈家这大半年的“活钱”收入,已经突破了两百块大关。这个数字,在去年的沈家,是想都不敢想的。
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对财富和未来的认知,正在这个曾经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的家庭里悄然生长。他们开始懂得计算投入与产出,开始关注市场需求,开始理解“技术”和“规划”的力量。沈建国的腰杆挺直了许多,眉宇间常年郁结的愁苦被一种踏实而充满希望的忙碌所取代。沈建军更是意气风发,不仅在副业组里重新站稳了脚跟,那份家庭作坊的章程也在周支书的指点下,修改得愈发完善周详。
这天下午,周支书亲自来了沈家,手里拿着那份用钢笔誊写清楚的《沈建军家庭编织手工业作坊(挂靠沈家庄大队)管理章程》。
“建军,知秋,你们来看看,按上次说的几个地方改了改。”周支书把章程递给沈建军,自己接过李秀兰递过来的粗瓷碗,喝了一大口水,“主要明确了几个事儿:第一,挂靠性质,作坊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但接受大队监督指导,每年按纯利润的百分之五上交管理费给大队作为集体积累。第二,原料来源,优先使用自家及本大队社员在自留地、荒坡种植的柳条、荆条,如需外购,需报大队备案。第三,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影响本人及家庭成员完成集体生产任务。第四,账目需清晰,接受大队不定期核查。”
沈建军和沈知秋凑在一起仔细看。章程写得条理分明,权责清晰,既给了家庭经营的空间,又套上了集体的“笼头”,符合当前的政策环境和谨慎氛围。
“周叔,这章程太好了!我们没意见!”沈建军激动地说。
沈知秋也点头:“支书费心了,这样安排最稳妥。”
周支书满意地“嗯”了一声,压低声音说:“章程大队委会已经原则上通过了。我跟公社管工副业的李干事也通了气,他没明确反对,只说按程序来,让你们先干起来看看。我看啊,这就是默许了!你们抓紧准备,找个时间,把该备的料备上,该收拾的地方收拾出来,就算正式开张了!名字想好了没?”
名字?沈建军一愣,看向沈知秋。沈知秋心中微动,一个名字几乎脱口而出,但她忍住了,现在还不是时候。她想了想,说:“二哥是掌柜,名字该二哥定。要不……就叫‘沈家编坊’?简单,好记。”
“沈家编坊……行!”沈建军拍板,“就叫这个!”
周支书笑道:“成!那就‘沈家编坊’!好好干,给咱们沈家庄的副业闯出个名堂来!”他又叮嘱了几句要注意团结、注意影响的话,这才背着手走了。
送走周支书,沈家人围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作坊的开办事宜。地点就定在东边那间原本堆放杂物的偏房,收拾出来,盘个土炕冬天可以取暖干活,夏天也通风。工具是现成的,沈建军自己就有好几套趁手的篾刀、锥子、刨子。原料……后山荆条坡是集体的,但允许社员少量采伐自用,这个度需要把握好;也可以鼓励相熟的社员在自留地边种点柳条,他们按价收购。第一批产品,就瞄准镇上中学食堂要的规格统一的菜篮和淘米筐,这是稳当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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