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阳光，浓烈得像化不开的蜜，泼洒在沈家庄的角角落落。午后的村庄，沉浸在一种近乎凝滞的、只有盛夏才有的寂静里。狗儿趴在树荫下吐着舌头，蝉鸣在密不透风的杨树叶间嘶叫，连风都带着灼人的温度。然而，在这表面慵懒的寂静之下，涌动着比天气更滚烫的生机与希望。
风波过后，沈家小院像是被雨水彻底洗刷过的庄稼，不仅没有萎蔫，反而透出一股更加坚韧、勃发的绿意。
沈建军的变化最为明显。那场突如其来的停职审查，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因成功而滋生的些许浮躁，却淬炼出更为沉实的质地。调查结果在几天后公布了——副业组账目清晰，领料记录完整，所谓“利用集体资源谋私”查无实据；关于“排挤老同志”和“意图单干”的指控，也因缺乏证据且与沈建军本人的陈述、其他多数组员的证词不符，不予采信。公社李干事在副业组全体会议上宣布恢复沈建军的工作，并特意强调要“保护社员投身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对勇于创新、促进集体副业发展的行为给予肯定”。
当众宣读结论时，刘老栓脸色灰败，缩在角落里不敢抬头。孙茂才重重拍了拍沈建军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中。沈建军没有得意，也没有再去追究刘老栓什么。他只是沉默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拿起熟悉的荆条，手指翻飞，比以往更加专注、用力。
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只知埋头苦干、意气用事的沈建军了。他开始真正思考孙茂才师傅以前念叨的“管理”二字。他主动找孙茂才和组里几位口碑好的老组员商量，借鉴其他大队副业组的经验，结合沈家庄的实际情况，草拟了一份《副业组生产管理与收益分配试行办法》。
办法的核心很简单：第一，建立公开透明的物料领用和成品入库台账，每日登记，每旬核对，每月向全体组员公布。第二，在保证完成集体任务和基础工分的前提下，对承接的外部订单或创新产品，实行“基础工分+超额奖励”的办法，奖励额度与完成产品的数量、质量直接挂钩，奖励方案需经组务会讨论、多数组员同意。第三，设立“技术改进建议奖”，鼓励组员琢磨新花样、改进工艺，被采纳并产生效益的，给予适当奖励。
他把这份用铅笔工工整整写在作业本纸上的“办法”，先拿给孙茂才看，又利用休息时间，耐心地念给每一位组员听，特别是像刘老栓这样有抵触情绪的，他不再争吵，而是平心静气地解释：“老栓叔，以前是我想得简单，有些事没沟通好。您看这个办法，基础工分大家都一样，多劳才能多得，手艺好、肯出力的，奖励就多，公平公开。技术改进奖也是，谁有能耐谁拿，不看出身不看资历。咱们的目标是把组里的东西做得更好，卖得更多，大家分的钱都能多起来。您经验多，也帮着看看，哪里不合适？”
刘老栓起初还别着脸，但听着沈建军诚恳的话语，看着那白纸黑字、条理分明的办法，尤其是听到“手艺好、肯出力的奖励就多”、“不看出身不看资历”时，脸上的僵硬慢慢松动了几分。他嘟囔了一句：“账目真能每月都贴出来让大家看？”
“能！我保证！”沈建军斩钉截铁。
“……那，那我再琢磨琢磨。”刘老栓终究没再反对。
办法在组务会上获得通过。虽然还有些细节需要磨合，但一种新的、更加清晰和激励人心的秩序，开始在副业组内建立起来。沈建军依然负责新品开发和关键订单，但他学会了更多地听取意见，分配任务时也尽量考虑各人特长。组里的气氛虽然还谈不上亲密无间，但那种因猜忌和怠惰而产生的滞涩感，明显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目标明确的忙碌。
更让沈建军心头火热的是，周支书悄悄找他谈了一次话。周支书抽着烟，眯着眼说：“建军啊，这次的事，你也算因祸得福，长了见识。政策是越来越明朗了，中央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你们家搞的那个编织，我看确实有门道。光靠在副业组里，有些想法可能施展不开。大队研究了一下，可以考虑支持个别有技术、有条件的社员家庭，以‘挂靠’大队工副业的名义，尝试搞一搞家庭手工业作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每年向大队上交一定的管理费，也算给集体增收。你觉得，你们家能干不？”
沈建军的心怦怦直跳，强压住激动：“支书，您是说……我们家可以自己办个小作坊？”
“不是单干，是挂靠。”周支书强调，“还是在集体的大框架下，接受大队监督。原料来源、产品销售要合法，不能影响副业组的正常生产。你先别声张，回去跟家里好好商量商量，特别是跟你那妹子知秋琢磨琢磨，拿个像样的章程出来。要是可行，大队给你们出个证明，你们再去公社跑跑手续。”
这意味着政策的口子又松动了一些！家庭作坊，哪怕只是“挂靠”，也意味着更大的自主性，更直接的利益关联，更能放开手脚去干！沈建军一路小跑回家，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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