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李坦白后的第一个周一，平江路的清晨和往常没什么不同。卖早点的小摊冒着热气，清扫街道的阿姨挥动着竹扫帚，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我推开“春日”的门，风铃发出熟悉的叮当声，花香混合着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
小苏已经在工作了，她正在检查鲜花的新鲜度，把不新鲜的花挑出来，动作利落专业。看到我，她点点头：“楚总早。”
“早。”我说。
店里的陈设一如往常，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老李还没来，张和也没到。我在柜台后坐下，打开工作日志，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八点半，张和来了。她看起来有些疲惫，眼圈微微发黑。“早。”她轻声说，然后直接去了工作台，开始准备今天要用的包装材料。
她没问什么，但我知道她感觉到了。张和很敏感，她能捕捉到空气中最细微的变化。
九点，老李和陈倩一起到了。陈倩的眼睛有些红肿，显然哭过。她看到我，勉强笑了笑，然后就去音乐室了。老李看起来很平静，但那种平静是刻意维持的。
“早。”他说。
“早。”
我们之间隔着柜台，隔着这些年一起创建的一切，隔着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和不解。空气中有种压抑的沉默，连小苏都察觉到了，她做事更加小心翼翼，尽量不发出声音。
上午的生意不多，淅淅沥沥的小雨让平江路上的游人稀少。我坐在柜台后，整理这些年积攒的客户资料——那些手写的订单，那些附在花束里的卡片，那些记录着特殊要求的小纸条。每一张纸片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翻到一张粉色的便签纸，上面写着：“请帮我选一束能给病人带来希望的花。我母亲在医院，医生说情况不乐观，但我想让她看到美。”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我记得那天下午，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店里，眼睛红红的，说话时声音哽咽。我和婓一起帮她选了一束向日葵和白色洋桔梗，在卡片上写：“妈，你看，太阳花还在开呢。”
两周后，那个女人又来了，带着笑容。她说母亲看到花后精神好了很多，虽然病情依然严重，但至少有了笑容。“谢谢你们，”她说，“那束花给了我们希望。”
我把这张便签纸小心地收好。这些都是“春日”存在的意义，不是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不是扩张计划里的目标，而是这些真实的、温暖的连接。
“在看什么？”张和不知何时走过来。
“以前的客户留言。”我把那张便签纸递给她看。
张和读完，沉默了一会儿。“这些才是‘春日’的灵魂，对吧？”
“嗯。”我点头。
“楚哥，”她犹豫了一下，“你真的要离开吗？”
这个问题终于被问出来了。我看向她，这个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们的女孩，从青涩到成熟，从默默无闻到找到自己的方向。
“是。”我诚实地说。
她的眼睛红了，但努力控制着情绪：“为什么？”
“因为我要找回一些东西，”我说，“一些在‘春日’长大的过程中，我慢慢失去的东西。”
“那‘春日’怎么办？”她问，“我是说……它还能是‘春日’吗？”
“它会的，”我说，“只要有你在，有老李在，有所有爱它的人在，它就会继续存在。只是……会以不同的样子。”
张和咬了咬嘴唇：“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你和李哥之间的矛盾，你们看‘春日’的不同眼光。我只是……只是不愿意承认。”
“对不起。”我说。
“不用道歉，”她摇摇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只是楚哥，你知道吗？‘春日’对我而言，不只是工作。它是我在苏州的家。你们……你们是我的家人。”
她的话让我喉咙发紧。是啊，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早已超越了普通朋友的关系。可是现在，我要离开这个家了。
“张和，无论我在哪里，‘春日’永远是你的家，我们也永远是你的家人。”我说。
她点点头，擦擦眼睛，回到工作台。但她的背影看起来比平时更单薄。
中午，雨停了。阳光突破云层，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老李走过来：“楚哥，我们谈谈交接的事吧。”
我们去了音乐室。那里很安静，乐器静静地待在角落，墙上挂着的照片记录着我们的笑容。老李泡了两杯茶，我们坐在平时办音乐沙龙时用的矮桌旁。
“你想什么时候正式离开？”他问，语气公事公办。
“月底之前吧。”我说，“我会把客户资料整理好，把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列清楚，还有一些常客的特殊要求。”
老李点点头，在本子上记着。“那你的股份……”
“我不要了，”我说，“留给你们。就当是我对‘春日’最后的支持。”
他抬起头，有些惊讶：“楚哥，那是你应得的。”
“我知道，”我说，“但我不需要。你们留着，用在‘春日’的发展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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