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四水镇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茫然的。大多数农民对那个半岛的印象,仅限于“听说在东北那头,挺冷的”。但当收音机里传出“美国飞机轰炸了我国东北边境”时,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
魏莱立刻召开了全镇紧急会议。地点在粮仓前的空地上,黑压压的人群仰着头,表情里混杂着恐惧、愤怒和不知所措。
“乡亲们,”魏莱的声音通过简陋的喇叭传开,“仗打到咱们家门口了。美国人炸了丹东,炸了辑安,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四水镇。”
人群中响起惊惶的低语。
“但怕没用。”魏莱继续说,“解放军已经开赴前线,咱们要做的,是稳住后方,支援前线!从现在起,四水镇进入战时状态!”
他宣布了几条紧急措施:
第一,所有生产以支援前线为第一要务。开荒暂停,全力保证现有土地的收成。高炉停止民用生产,转为制造前线急需的钢锹、铁镐、担架配件。
第二,实行粮食和物资管制。粮仓由民兵连直接接管,每日配给。供销社所有商品,凭票供应,优先保障军属和生产骨干。
第三,扩大民兵连编制,所有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性(除残疾外)必须接受军事训练。妇女组成“支前队”,负责做饭、缝补、照顾伤员。
第四,建立防空预警系统。在镇四周制高点设立了望哨,发现飞机立即敲钟,所有人按预定路线疏散到防空洞。
这些措施严苛,但无人反对。战争的阴影太近了,近得能闻到硝烟味。
接下来的一个月,四水镇像上紧发条的机器。白天,田地里的人们埋头干活,但耳朵都竖着,一有飞机声就紧张地抬头看天。晚上,民兵们举着火把巡逻,防止敌特破坏。
支前任务像雪片一样从县里飞来:要五万斤炒面(便于前线携带),要一千双棉鞋(朝鲜冬天极冷),要三百副担架,要五百个急救包…
炒面好办,四水镇新收的小麦磨成粉,加盐炒熟装袋。棉鞋和担架,妇女们点灯熬油地赶制。急救包最麻烦——需要纱布、绷带、消炎粉,这些在战时都是紧俏物资。
刘秀英带着医疗点的妇女,把能用的布全撕成绷带,连陈伊伊留下的几件旧衣服都拆了。消炎粉不够,就用土法熬制的“黄连水”代替,虽然效果差,但总比没有强。
魏莱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左臂的旧伤因为劳累复发,疼得抬不起来,他就用绷带吊着,单手批文件、下命令。周明远跟在他身边,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眼窝深陷。
“镇长,你得歇歇。”周明远劝他。
“歇不了。”魏莱摇头,“前线在死人,咱们多送一点物资,就可能多救一条命。”
七月中旬,第一批伤员被送到四水镇。
是从朝鲜撤下来的志愿军伤员,二十多人,有冻伤的,有枪伤的,有炮弹震伤的。临时改造成的“战地医院”挤满了人,血腥味和消毒水味混在一起。
刘秀英带着几个略懂包扎的妇女,手忙脚乱。魏莱也上了阵,他用战场上学的急救知识,指导她们清创、止血、固定骨折。一个腹部中弹的年轻战士,肠子都流出来了,魏莱咬着牙,用烧红的匕首烫灼伤口止血(没有麻药),战士疼得昏死过去,但命保住了。
那一夜,医院里惨叫不断。魏莱做完最后一个手术,走出帐篷,天已经蒙蒙亮。他靠着墙滑坐在地上,手上、身上全是血,脑子里嗡嗡作响。
战争,不再是收音机里的新闻,是眼前残缺的身体,是空气里浓稠的血腥味。
李铁柱找过来,看见他的样子,眼圈红了:“镇长…”
“粮仓…守好了吗?”魏莱哑着嗓子问。
“守好了,加了双岗。”
“高炉呢?”
“张铁匠带着人日夜赶工,已经出了两百把钢锹。”
“好…”魏莱闭上眼,“让我歇五分钟。”
他就这样坐在冰凉的地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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