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四月，征兵令正式下达。
县里派来了工作组，在四水镇设了征兵站。条件很简单：十八到二十五岁，身体健康，家庭出身清白。名额是三十人。
消息传开，平静的小镇炸开了锅。
有兴奋的年轻人，摩拳擦掌要去“保家卫国”。也有哭哭啼啼的父母，舍不得儿子上前线。更有家里只有独子的，愁得整夜睡不着。
魏莱召开了全镇动员大会。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把一张朝鲜半岛的地图挂在墙上。
“乡亲们，”他指着地图，“这里，离咱们东北，就隔着一条江。如果美国兵打过来，炸了咱们的工厂，烧了咱们的粮仓，杀了咱们的亲人，咱们怎么办？”
台下沉默。
“咱们四水镇，今年有了好收成，有了高炉，有了医院。”魏莱继续说，“但这些是谁给的？是解放军打走了鬼子，打跑了国民党，分了土地。现在，有人不想让咱们过好日子，想把咱们重新踩回泥里。咱们能答应吗？”
“不能！”李铁柱第一个吼。
“不能！”年轻人们跟着喊。
“所以，要有人去当兵，去把敌人挡在国门之外。”魏莱声音低沉，“去的人，家里就是军属，镇里负责照顾。工分照记，粮食照分，农活大家帮着干。受伤了，残了，荣军院养着。牺牲了…镇里立碑，子孙后代，永远记得！”
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沉重。
征兵工作开始了。李铁柱的儿子李建国，第一个报名。小伙子十九岁，壮得像头牛，拍着胸脯说：“爹，我去！你在家看好地！”
李铁柱眼睛红了，用力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好小子！别给老子丢人！”
马三炮的二儿子也报了名。王老根的孙子虽然超龄了（二十六岁），但硬要去，最后破格收了。
三十个名额，一天就报满了。还有十几个没选上的，堵在征兵站门口不肯走，说要当“预备兵”。
魏莱心里五味杂陈。这些年轻人，很多是他看着长大的，如今要走向战场，生死未卜。但他知道，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这个时代的宿命。
送兵那天，全镇的人都来了。三十个年轻人穿着崭新的军装（县里发的），胸前戴着大红花，排着整齐的队伍。他们的父母站在旁边，强忍着眼泪。
魏莱挨个跟他们握手：“到了部队，听指挥，多杀敌。但也记住，活着回来。”
“是！”年轻人们齐声回答，声音稚嫩，但坚定。
军车开动了，尘土飞扬。送行的人们追着车跑，直到看不见影子。
李铁柱蹲在地上，抱着头，肩膀抽动。这个硬汉，第一次在人前流泪。
魏莱走过去，拍拍他的背：“铁柱，家里有我。”
李铁柱抬起头，眼睛通红：“镇长，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知道。”魏莱说，“我会想办法，让他少上前线，多做技术兵。”
他确实有这个打算。这三十个兵，他特意让征兵组备注了特长：李建国力气大，适合当工兵；马三炮的儿子会打算盘，可以当文书；还有几个识字多的，推荐去学通讯或医疗。
能多一分活下来的机会，就多一分。
送走新兵，四水镇一下子冷清了许多。田间地头，少了那些年轻的身影，多了些沉闷的气氛。
但春耕不能停。魏莱把生产队重新编组，让老兵们更多地参与田间管理。雷班长成了“农业顾问”，虽然他不懂种地，但懂组织，懂纪律，把生产队管得井井有条。
四月下旬，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收音机里天天播报新闻：南北摩擦不断，美国军舰在附近游弋。
魏莱知道，时间不多了。
他加快了战备速度：粮仓周围挖了防空洞，高炉搭了伪装网，民兵连增加到五十人，每周三次实弹射击训练（子弹是从县里争取来的，每人五发）。
他还办了一个“战场急救培训班”，让刘秀英教妇女们包扎、止血、搬运伤员。课堂上，那些平时腼腆的农村妇女，笨拙地练习着三角巾包扎法，眼神认真得让人心疼。
五月初，陈伊伊的第三封信到了。
这封信更短，只有一行字：“魏，我要去更远的地方了。归期未定。珍重。伊伊。”
信纸上有淡淡的褶皱，像是被眼泪打湿过。
魏莱握着信纸，站了很久。
他知道，“更远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可能是罗布泊，可能是青海的核试验基地。这一去，可能真的再也见不到了。
他把信折好，锁进抽屉。然后，继续工作。
还有太多事要做。
五月十日，县里来了紧急通知：要求各乡镇，立即统计所有库存粮食、药品、铁器、车辆，准备“战时统一调度”。
战争，真的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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