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四月,征兵令正式下达。
县里派来了工作组,在四水镇设了征兵站。条件很简单:十八到二十五岁,身体健康,家庭出身清白。名额是三十人。
消息传开,平静的小镇炸开了锅。
有兴奋的年轻人,摩拳擦掌要去“保家卫国”。也有哭哭啼啼的父母,舍不得儿子上前线。更有家里只有独子的,愁得整夜睡不着。
魏莱召开了全镇动员大会。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把一张朝鲜半岛的地图挂在墙上。
“乡亲们,”他指着地图,“这里,离咱们东北,就隔着一条江。如果美国兵打过来,炸了咱们的工厂,烧了咱们的粮仓,杀了咱们的亲人,咱们怎么办?”
台下沉默。
“咱们四水镇,今年有了好收成,有了高炉,有了医院。”魏莱继续说,“但这些是谁给的?是解放军打走了鬼子,打跑了国民党,分了土地。现在,有人不想让咱们过好日子,想把咱们重新踩回泥里。咱们能答应吗?”
“不能!”李铁柱第一个吼。
“不能!”年轻人们跟着喊。
“所以,要有人去当兵,去把敌人挡在国门之外。”魏莱声音低沉,“去的人,家里就是军属,镇里负责照顾。工分照记,粮食照分,农活大家帮着干。受伤了,残了,荣军院养着。牺牲了…镇里立碑,子孙后代,永远记得!”
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沉重。
征兵工作开始了。李铁柱的儿子李建国,第一个报名。小伙子十九岁,壮得像头牛,拍着胸脯说:“爹,我去!你在家看好地!”
李铁柱眼睛红了,用力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好小子!别给老子丢人!”
马三炮的二儿子也报了名。王老根的孙子虽然超龄了(二十六岁),但硬要去,最后破格收了。
三十个名额,一天就报满了。还有十几个没选上的,堵在征兵站门口不肯走,说要当“预备兵”。
魏莱心里五味杂陈。这些年轻人,很多是他看着长大的,如今要走向战场,生死未卜。但他知道,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这个时代的宿命。
送兵那天,全镇的人都来了。三十个年轻人穿着崭新的军装(县里发的),胸前戴着大红花,排着整齐的队伍。他们的父母站在旁边,强忍着眼泪。
魏莱挨个跟他们握手:“到了部队,听指挥,多杀敌。但也记住,活着回来。”
“是!”年轻人们齐声回答,声音稚嫩,但坚定。
军车开动了,尘土飞扬。送行的人们追着车跑,直到看不见影子。
李铁柱蹲在地上,抱着头,肩膀抽动。这个硬汉,第一次在人前流泪。
魏莱走过去,拍拍他的背:“铁柱,家里有我。”
李铁柱抬起头,眼睛通红:“镇长,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知道。”魏莱说,“我会想办法,让他少上前线,多做技术兵。”
他确实有这个打算。这三十个兵,他特意让征兵组备注了特长:李建国力气大,适合当工兵;马三炮的儿子会打算盘,可以当文书;还有几个识字多的,推荐去学通讯或医疗。
能多一分活下来的机会,就多一分。
送走新兵,四水镇一下子冷清了许多。田间地头,少了那些年轻的身影,多了些沉闷的气氛。
但春耕不能停。魏莱把生产队重新编组,让老兵们更多地参与田间管理。雷班长成了“农业顾问”,虽然他不懂种地,但懂组织,懂纪律,把生产队管得井井有条。
四月下旬,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收音机里天天播报新闻:南北摩擦不断,美国军舰在附近游弋。
魏莱知道,时间不多了。
他加快了战备速度:粮仓周围挖了防空洞,高炉搭了伪装网,民兵连增加到五十人,每周三次实弹射击训练(子弹是从县里争取来的,每人五发)。
他还办了一个“战场急救培训班”,让刘秀英教妇女们包扎、止血、搬运伤员。课堂上,那些平时腼腆的农村妇女,笨拙地练习着三角巾包扎法,眼神认真得让人心疼。
五月初,陈伊伊的第三封信到了。
这封信更短,只有一行字:“魏,我要去更远的地方了。归期未定。珍重。伊伊。”
信纸上有淡淡的褶皱,像是被眼泪打湿过。
魏莱握着信纸,站了很久。
他知道,“更远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可能是罗布泊,可能是青海的核试验基地。这一去,可能真的再也见不到了。
他把信折好,锁进抽屉。然后,继续工作。
还有太多事要做。
五月十日,县里来了紧急通知:要求各乡镇,立即统计所有库存粮食、药品、铁器、车辆,准备“战时统一调度”。
战争,真的要来了。
喜欢解放后我是镇长请大家收藏:(www.suyingwang.net)解放后我是镇长三月天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