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前后，靠山屯的秋收基本结束。高产示范田的杂交稻谷已经颗粒归仓，虽然亩产增幅未达“轰动”效应，但实实在在的增产还是让参与劳作的人家多分了些口粮和零用钱，冲淡了之前的些许失望。老河套试验田里的“胭脂米”和本地老品种也相继成熟，穗头不如杂交稻壮观，但籽粒饱满，色泽纯正，尤其是“胭脂米”，那独特的暗红色在秋阳下仿佛沉淀着岁月与风霜。
粮食入仓，本该是农家最踏实喜悦的时候，但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焦虑和抉择，却悄然弥漫在靠山屯上空。焦点，自然是这些历经劫难、重获新生的老种子。
郑怀远专家再次来到屯里，带来了省农科院合作项目的初步成果：经过一季的观察和数据记录，老河套特殊水土条件下的“胭脂米”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和稳定的优良性状，其独特的营养品质和抗逆性得到了初步确认，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开发价值。院里希望靠山屯能提供一部分收获的种子，用于更广泛的区域试验和基因库保存，同时，也询问靠山屯对于这些老种子下一步的打算——是继续小规模自留自种，还是有意识地进行提纯复壮、适度扩大种植，甚至探索其商品化开发的可能性？
几乎与此同时，外面的风声也传了进来。先是县里新上任的农业局领导（接替被调查的李副局长）派人来表示关切，询问高产示范后续和老种子保护情况，言语间透露出希望靠山屯能“总结经验，打造特色品牌”的意向。接着，镇上乃至县里一些精明的商人、农产品加工厂的业务员，不知从哪里听说靠山屯有种“古代的胭脂米”、“特别香的老品种”，开始托关系或直接上门，打听能否收购一些，价格“好商量”。
甚至连之前沉寂了一段时间的种子贩子，也似乎嗅到了味道，开始在屯子周围转悠。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多方关注和“好意”，靠山屯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以二楞子、春来等部分年轻人为代表的一派，态度积极。他们觉得，老种子既然被省里专家肯定了价值，外面又有人愿意出钱买，这是让靠山屯“宝贝”变现、增加收入的好机会！应该抓住机遇，把老种子当成“特产”来发展，扩大种植，打造品牌，卖个好价钱，改善屯里落后的经济面貌。
“郑专家都说了有价值！咱们守着金饭碗，不能老是喝稀粥啊！”二楞子在一次晚饭后的闲谈中大声说道，“咱们可以跟省里合作，搞个什么‘基地’，统一品种，科学种植，然后找厂子合作，加工成高档米、礼品盒，肯定能卖出去！”
“就是！咱们自己吃能吃掉多少？卖了钱，修路、买农机、盖学校，哪样不好？”春来附和。
而以王麻子、关大娘等老一辈和部分稳重的中年人为代表的一派，则忧心忡忡，坚决反对。
“胡闹！”王麻子用烟袋锅敲着桌子，“种子是能随便卖的吗？今天卖一点，明天卖一点，卖来卖去，种性就杂了！就变味了！外面那些人，看中的是钱，不是咱们的种！他们拿去乱种、乱改，或者干脆垄断了，咱们往后怎么办？靠山屯的根还要不要了？”
关大娘也颤巍巍地说：“老种子是祖辈传下来的灵性东西，是跟这片土地连着血脉的。拿去换钱，那是卖祖宗，卖根本！会遭报应的！”
还有一些中间派，比如赵老四，既眼红可能带来的收益，又担心卖了种子失去根本，犹豫不决。
铁柱和林穗，则处在旋涡的中心。铁柱深知老种子的珍贵和它所承载的意义，也理解王麻子等人的担忧。但他同样看到屯子百废待兴，乡亲们生活困苦，年轻人渴望改变。完全闭门自守，未必是长久之计。可一旦打开口子，如何控制？如何保证种子不被滥用、不被垄断？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
林穗更关心的是实际操作：“就算要发展，怎么发展？是家家户户自己多种了去卖？还是集体统一管理？卖给谁？价格怎么定？种子流出去怎么保证不被别人偷偷留种繁殖？这些问题不解决，贸然行动，肯定要出乱子。”
屯委会的屋子里，争论持续到深夜，煤油灯的火苗不安地跳动着。外面秋风渐凉，吹得窗纸哗哗作响，仿佛也在参与这场关乎靠山屯未来命运的辩论。
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铁柱让大家都回去再想想，并要求近期任何外人来打听或接洽种子事宜，都必须先报到屯里，不准私自接触。
然而，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第二天，就有人发现春来家来了个陌生的、自称是县里土特产公司“经理”的人，提着一盒点心，跟春来爹在屋里嘀咕了半天。虽然春来爹后来解释说只是闲聊，但敏感的神经已经被触动了。
丰收之后，靠山屯没有迎来预想中的平静与满足，反而陷入了关于老种子“出路”的更深层次矛盾之中。保护与利用，传统与现代，生存与发展，这些宏大的命题，具体而微地压在了这片刚刚复苏的土地和这群朴实而又充满渴望的人们肩上。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关乎根本的“种子保卫战”第二幕，悄然拉开了序幕。这一次，敌人或许不再是明火执仗的“万丰”或金老三，而是来自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和人们内心对富裕生活的迫切向往。铁柱和他的乡亲们，将如何应对这全新的、更为复杂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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