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战火燃起的消息,让整个大晟朝廷瞬间炸开了锅。前线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入枢密院,户部堂官们为筹措粮饷急得嘴角起泡,每日廷议,从日出吵到日落,主战派与主和派各执一词,加税、摊派、乃至削减宗室用度等提议纷纷出炉,却又因牵扯太广、远水难解近渴而难以决断。
在这片纷乱与焦灼中,由靖王府渠道悄然递入的、那份来自“墨香商号”林墨的《陈情表》与《债券发行章程纲要》,并未引起轩然大波,而是如一条悄无声息的溪流,渗入了干涸的土地。皇帝在听取了几位核心近臣,尤其是靖王“事急从权,可控试行”的建议后,并未明发上谕,只是在内阁的小范围会议上,以一句“非常之时,可酌采非常之策,尔等议处,总以不损国体、能解燃眉为要”做了定调。
这含糊的旨意,如同给一株幼苗松了土,却并未遮风挡雨。机会给了,但考验也随之而来,而且更加微妙。
消息灵通的户部侍郎,一位姓张的务实派官员,率先领会了上意。他并未大张旗鼓,而是派了一名心腹主事,低调地前往墨香商号设立的“北疆军需筹募处”看了看章程,问了几个关键问题,如偿付保障、抵押物细节、如何确保资金用于军需等。态度是审慎的,甚至带点挑剔,但目的显然是评估可行性,而非一味否定。
然而,这丝松动,立刻触动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经。
第一个坐不住的,自然是皇商赵家。赵员外闻讯,气得砸碎了一个心爱的官窑茶盏。“好个林墨小儿!竟真让他攀上了高枝,弄出这等邪术!”他在书房内暴跳如雷。直接对抗圣意?他还没那个胆子。但让他坐视林墨借此机会壮大,绝无可能。
“家主息怒。”老管家阴恻恻地献计,“明着反对自是不行。但咱们可以……‘帮’朝廷把好关哪。这债券之事,闻所未闻,其中可钻的空子多了去了。比如,他一个白身商贾,有何资格经手国帑军饷?这资金流转,如何监管?若是被其挪用,或是出了纰漏,这责任,是他担得起,还是举荐他的人担得起?”
赵员外闻言,冷静下来,眼中闪过狠光:“不错!咱们要让这事,‘合规’地办不成!你去,找都察院与我们相熟的刘御史,还有通政司那边,不必弹劾,只需‘提醒’朝廷,此例一开,后患无穷,请朝廷务必‘慎重’,定下严苛规矩,尤其是这经办人的资格、资金的监管,务求‘万全’!”
与此同时,真正的风暴,在另一个层面酝酿。理学大家、清流领袖赵鸿儒,在弟子呈上那份《晟时报》刊载的《为国纾难筹饷建言》以及打听到的债券细则后,并未暴怒,而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抚着案头那部《朱子语类》,眉头紧锁,仿佛看到了某种洪水猛兽的雏形。
几日后的一个清流文会上,赵鸿儒当着众多门生故旧的面,并未直接提及债券,而是就着一篇论“义利之辨”的古文,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声音沉痛,痛心疾首:
“……近闻市井有奇谈,欲以‘利’字裹挟‘义’字,以锱铢之算,解社稷之危。此乃本末倒置,祸乱之源!圣贤之道,重义轻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岂容铜臭沾染?若人人皆以放债取利之心待君国,则忠义何在?纲常何存?此风一开,恐天下人只知有利,不知有义,礼崩乐坏,不远矣!”
他虽未点名,但在座皆是人精,谁不明白所指何事?这番话,如同一声惊雷,在士林清流中炸响。它将林墨的债券计划,从“技术层面”直接拔高到了“意识形态”层面,定性为对儒家根本价值观的挑战和颠覆。
很快,一股强大的舆论风潮开始形成。并非直接的奏章弹劾,而是通过各种清议、诗文、以及门生故旧在各自衙门中的“忧心”议论,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核心论点集中在:林墨此举,是“以利坏义”,动摇国本;其庶民商贾身份,僭越插手军国大事,破坏秩序;其法古所未有,乃“怪力乱神”,不合圣道。
这种“风议杀人”的手段,比直接的行政命令更可怕。它让许多原本持中立甚至同情态度的官员,也开始犹豫观望,生怕被贴上“重利轻义”的标签。就连那位户部张侍郎,在面对同僚“是否过于孟浪”的询问时,也不得不更加谨慎,对筹募处的“指导”和“规范”要求变得愈发细致和严苛。
面对这来自士林高层的无形重压,林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这不再是赵家单纯的商业竞争或下三滥手段,而是一种根植于这个时代灵魂深处的排斥反应。他的“降维打击”,撞上了最坚硬的意识形态壁垒。
筹募处门前,虽未出现官差阻拦,但前来认购的人明显稀落了许多。一些原本有意向的士绅家庭,因怕坏了清誉,选择了退缩。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不正确”的氛围。
李涵忧心忡忡:“公子,赵鸿儒此言,可谓毒辣!他将经济之事,曲解为人伦大防,我们纵有千般道理,在‘义利之辨’这面大旗下,也难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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