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铁路北段的夜色如墨。一列由南京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别快车呼啸着穿行在鲁南山区。这是当时中国最豪华的列车之一，蓝钢车厢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头等舱里坐着数十名中外显贵。
凌晨2时50分，列车驶近临城站（今枣庄西）时，司机突然发现前方铁轨上横卧着几块巨石。他急忙拉下紧急制动闸，车轮与铁轨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啸。列车还未完全停稳，四周山野中便爆发出震天的喊杀声。
“弟兄们，上啊！”孙美瑶手持毛瑟枪，第一个跳上路基。他身后，上千名衣衫褴褛却武器精良的土匪从黑暗中涌出，迅速包围了列车。
枪声打破了夜的寂静。随车的二十余名护路警队刚组织起抵抗，就被密集的火力压制。土匪们用斧头劈开车门，冲进车厢。头等舱里的美国石油公司经理卡尔·克劳斯刚掏出左轮手枪，就被一枪打中手腕。
“所有人不许动！我们只求财，不害命！”孙美瑶的副手郭琪才用生硬的英语喊道。乘客们惊恐地看着这些满脸风霜的汉子——他们有的穿着破旧的军装，有的裹着农夫的粗布衣，但手中的德制步枪却擦得锃亮。
短短半小时内，土匪们控制了整列火车。他们将乘客分为三等：头等舱的外国人和中国富豪被单独看管；二等舱的商人、教师被集中在一节车厢；三等舱的平民大多被当场释放。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约翰·鲍威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土匪纪律严明，对妇女儿童秋毫无犯，与传闻中凶神恶煞的形象大相径庭。”
天亮时分，土匪押着七十余名中外人质向抱犊崮山区撤退。临行前，孙美瑶命人在车站墙上用石灰刷下大字：“山东建国自治军为民请命，借洋人一用。”
5月7日清晨，北洋政府内务部收到津浦铁路局的紧急电报时，整个北京城还笼罩在晨雾中。国务总理张绍曾看完电报，手中的茶杯“啪”地掉在地上。
“什么？土匪劫了蓝钢车？还有二十多个洋人？”他脸色煞白，立即召集内阁紧急会议。交通总长吴毓麟擦着冷汗汇报：“被劫的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国乘客，包括美国陆军军官平格少校、上海万国商团司令戈登等人……”
会议尚未结束，英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已经闯进了国务院。“大英帝国政府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他挥舞着《泰晤士报》的号外，“如果人质受到伤害，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天下午，外国公使团联名照会外交部，限北洋政府三日内救出全部外籍人质。美国亚洲舰队甚至派出军舰驶往天津港示威。上海租界内，各国侨民举行集会，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更坚决的行动”。
山东督军田中玉急调第五师包围抱犊崮，却发现土匪占据险要地形，强攻必然危及人质。更棘手的是，孙美瑶派人送来一封信：“政府军若进攻一步，我们就杀一个洋人。”
北京各报竞相报道这起“民国第一大案”。《申报》记者探得，孙美瑶部实为原张敬尧旧部，因不堪军阀压迫落草，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有三千余人枪。他们选择外籍乘客作为人质，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
抱犊崮山顶的破庙里，美国传教士露易丝·安德森正在教几个土匪孩子唱圣诗。她被劫持已经五天，却意外发现这些“土匪”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农民。
“孙司令来了！”门口的哨兵突然喊道。一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走进来，他穿着褪色的校官军服，腰间别着两支驳壳枪。
“女士，听说您病了？”孙美瑶示意卫兵拿来一包西药，“这是从你们行李里找到的奎宁。”露易丝注意到他指甲缝里还有火药痕迹，但举止却像个受过教育的军官。
夜里，孙美瑶在油灯下写《告全国同胞书》：“……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部被迫劫车，实为唤起各界关注山东民众疾苦……”他的参谋刘守庭低声提醒：“司令，北京来的消息说，政府可能要谈判。”
与此同时，山中另一处岩洞里，意大利商人马里奥正用扑克牌教土匪们玩“二十一点”。他用蹩脚的中文问看守：“你们为什么当土匪？”年轻的土匪摸着崭新的步枪苦笑：“去年张大帅的兵抢了我家的粮，又拉我去当兵。我不跑，等着饿死吗？”
人质中地位最高的平格少校则整天要求见指挥官。当他终于见到孙美瑶时，惊讶地发现这个“土匪头子”能说流利的军事术语。“你在哪里受的训练？”平格问。孙美瑶笑了笑：“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
5月11日，由交通总长吴毓麟、山东督军田中玉等人组成的谈判团抵达枣庄。美国公使舒尔曼坚持派领事戴维斯参与谈判。一场奇特的“多边会谈”在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里展开。
“首先释放所有外籍人质！”戴维斯拍着桌子。孙美瑶的代表郭琪才冷笑：“可以，先撤走包围的军队，再赔偿我们十万大洋。”谈判陷入僵局时，上海黑帮大亨杜月笙突然派密使送来一封信，表示愿意居中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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