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北平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内，蝉鸣阵阵。八角亭中，几位身着长衫西装的文人围坐在红木圆桌旁，桌上清茶袅袅生烟。胡适推了推圆框眼镜，将手中一叠诗稿轻轻放在桌上，纸页边角已有些卷曲，显然被反复翻阅过多次。
“诸位请看，这便是适之近来所作的新诗。”胡适操着一口徽州官话，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完全打破了旧体诗的平仄格律，就像我们说话一般自然。”
坐在对面的闻一多接过诗稿，眉头微蹙。这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清华才子，西装笔挺，领结端正，与胡适的朴素长衫形成鲜明对比。他快速浏览了几页，突然将诗稿放下，茶杯与碟子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
“胡先生，诗若失了格律，与散文何异？”闻一多的湖北口音带着几分激动，“我在芝加哥与梁实秋论诗时，就主张新诗应当‘戴着镣铐跳舞’。完全抛弃形式，岂不是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亭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此时，一位身着浅灰色西装的年轻男子连忙打圆场：“两位先生且慢争执。”他转向身旁的服务生，“劳烦再添一壶龙井。”此人正是刚从英国剑桥归来的徐志摩，面容清秀，举止优雅，眼中闪烁着诗人特有的敏感光芒。
服务生添茶的空档，徐志摩从公文包中取出一本装帧精美的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这是志摩近日习作，还请诸位指教。”纸上墨迹犹新，写着《偶然》的标题。
胡适接过细读，微微颔首：“‘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好，这种自由舒展的语调，正是新诗应有的气象。”
闻一多却摇头：“志摩兄，你这诗虽有意境，但音节松散，缺乏音乐性。我们新月社同人正在研究如何为新诗建立新的格律……”
“新月社？”胡适敏锐地抓住这个新名词，目光在徐志摩与闻一多之间游移。
徐志摩略显尴尬地笑了笑：“是几位留美同仁正在筹组的文艺团体，一多兄是发起人之一。”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不过社名还是我提议的，取自泰戈尔《新月集》。”
茶香氤氲中，三人关于新诗的辩论持续了整个下午。这场看似平常的茶聚，实则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记载，1920年代初，正是新诗从“胡适时代”的自由体向“格律化”转折的关键时期。
散会后，徐志摩独自漫步在北平街头。夏末的夕阳为紫禁城的琉璃瓦镀上一层金边，胡同里传来小贩悠长的吆喝声。他脑海中回响着胡适与闻一多的争论，心中充满矛盾。
“胡先生主张的‘诗体大解放’固然痛快，但一多兄说的音乐美也确有道理……”徐志摩喃喃自语。转过一个街角，他忽然听见一阵凄婉的二胡声。一个衣衫褴褛的盲女坐在墙角，面前摆着破旧的铜盘，正用沙哑的嗓音唱着民间小调。
徐志摩驻足倾听，那曲调简单却动人，歌词直白而深情。他摸出几枚银元放入铜盘，盲女感知到重量，停下演唱向他鞠躬。这一刻，徐志摩忽然领悟：民间歌谣不正是既有自然韵律又不失真情实感的典范吗？
据《徐志摩年谱》记载，正是在1922年夏秋之交，徐志摩创作了《偶然》《沙扬娜拉》等融合自由表达与音乐性的代表作。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弟子近日作诗，尝试在胡适之先生的‘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与闻一多兄的‘格律说’间寻一中道……”
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北平石虎胡同七号的院子里，一株老梅开得正艳。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十余人正式成立了新月社。据梁实秋在《忆新月》中描述，那日徐志摩格外兴奋，即兴朗诵了新作《月下雷峰》：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
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朗诵完毕，闻一多拍案叫绝：“好！每行九字，双声叠韵运用精妙，正合我所说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原则！”他转向众人，挥动着手中的讲义，“新诗必须讲求格律，就像这院子里的梅树，虽姿态横斜，却自有其生长规律。”
徐志摩却笑道：“一多兄，你的理论固然精妙，但若过分拘泥形式，恐怕会束缚性灵。我写诗时，总是情感先于格律……”
“所以你的诗有时失之松散。”闻一多毫不客气地打断，“就像上次那首《康桥再会吧》，情感固然真挚，但结构散漫，缺乏锤炼。”
正当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时，门外传来清脆的女声：“两位先生又在为诗论战？”众人回头，只见一位身着淡青色旗袍的年轻女子款款而入，正是林徽因。她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举手投足间既有东方闺秀的典雅，又有西方女性的自信。
徐志摩一见林徽因，眼中立刻闪现异样光彩。他快步上前：“徽因，你来得正好，快评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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