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的夏末，当九州岛的血色樱花早已凋零，唐津港的协从队开始按新规整编时，遥远的洛阳城内，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悄然酝酿。
起初只是零星的流言。从青州、徐州回来的商队水手，在酒肆茶楼间，半是炫耀半是惊惧地讲述着海外见闻——那些如山堆积的首级，那些被整族屠灭的寨子，那些在刀锋逼迫下亲手杀死旧主的倭人协从队......
“简直是人间地狱！”一个从扬州（注：应为与吴国接壤的大明控制区，如徐州）回来的老账房在茶馆里摇头叹息，“我听船上的军爷说，光是博多津一战，杀的倭人就能把洛水染红！”
说者或许无心，听者却有意。这些话像野火般在洛阳的文人圈子里传开，越传越离谱，越传越详细。终于，一些自诩秉持“仁义之道”的儒生坐不住了。
八月初三，第一封措辞还算克制的奏疏送到了通政司。上书的是国子监一位姓陈的博士，他在奏疏中写道：“......闻东征将士于倭地行事酷烈，屠戮过甚，有伤天和，恐非圣朝仁政所宜。乞陛下明察，稍加约束，以彰我天朝上国怀柔远人之德......”
通政司的官员看着这奏疏，面面相觑，最终还是按例呈了上去。然后，便石沉大海。
皇帝根本没看。
接下来的几天，类似的奏疏越来越多，言辞也越来越激烈。有指责甘宁、张燕“杀戮过重，有伤阴德”的；有抨击“以倭制倭”之策“败坏人心，有违圣教”的；甚至有人将九州之事比作“白起坑卒”，暗指皇帝纵容将领行暴虐之事。
所有的奏疏，都被送到紫微宫偏殿角落一个巨大的铜炉里，化为了缕缕青烟。吕布甚至懒得翻开看一眼。
“陛下，这几日朝野间议论颇多......”在一次小朝会上，有官员小心翼翼地想提起话头。
吕布直接打断：“朕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吗？”
那官员噎住了，讪讪退下。
文人的路走不通，一些人便想到了“围堵”重臣。于是，贾诩的隋国公府和徐庶的唐国公府门前，开始出现三三两两的儒生。他们不敢冲击府门，只是站在街对面，高声诵读《论语》、《孟子》中的仁政篇章，或是指桑骂槐地议论海外之事。
第一天，贾诩府上的管家出来客气地请他们离开。第二天，徐庶的门房出来说主人身体不适不见客。到了第三天，当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开始有人向府门投掷石块（未造成损伤）时，贾诩和徐庶几乎同时做出了反应。
“扰乱京师治安，冲击国公府邸。”贾诩只对管家说了这么一句。
半个时辰后，一队全副武装的城防军开到了两条街上。带队校尉面无表情地宣布：“奉令清街。一炷香内不散者，以聚众闹事论处，拘押杖责！”
有儒生梗着脖子喊：“我等乃读书人，议论国事，何罪之有？！”
回答他的是一记枪杆，狠狠抽在腿上。那儒生惨叫着倒地。
“带走！”校尉挥手。
不到一刻钟，两条街被清得干干净净。十几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儒生被扔进了京兆尹的大牢，罪名是“扰乱治安、冲击官邸”。
硬的碰了钉子，一些人便想到了“文斗”。八月初十，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一群儒生抬着一尊新塑的孔子木像，来到了皇宫正门——承天门外。他们将孔子像安放在宫门前广场中央，然后自己则围着雕像，盘膝静坐。
“我等在此静坐，非为犯上，乃为请陛下听一听圣人之言，看一看天下士人之心！”为首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儒，据说曾在灵帝朝做过县令，后辞官讲学，在洛阳文人圈里颇有声望。
起初只有三五十人。但消息传开后，第二天变成了百余人，第三天数百人......一些本就对“新政”不满、利益受损的世家大族，也暗中推波助澜。几个被边缘化的前朝老臣，甚至颤巍巍地亲自到场，坐在最前排，以示支持。
承天门外，一时间成了洛阳城最热闹的地方。静坐者高声诵读经义，围观者议论纷纷，维持秩序的禁军如临大敌，却又不敢轻易驱赶——毕竟那尊孔子像摆在那里，谁也不敢轻易背上“辱圣”的罪名。
紫微宫最高的望楼上，吕布、贾诩、徐庶三人并肩而立，远远望着宫门前那黑压压的人群。
“倒是会选地方。”吕布冷笑，“抬出孔子像，是觉得朕不敢动？”
徐庶皱眉：“陛下，此事不可小觑。这些儒生背后，怕是有不少人暗中支持。那些被新政夺了田产、失了特权的世家，正好借此事发难。”
贾诩阴恻恻地笑了：“跳梁小丑罢了。陛下，臣有一计......”
他低声说了几句。吕布听完，眼中闪过玩味的神色：“就按文和说的办。”
八月十五，中秋节。按例，皇帝该在宫中设宴，与群臣共度佳节。但今年，承天门外聚集的儒生已逾千人，俨然成了洛阳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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