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孙守恒像是要把吴州地皮翻过来看一遍。
他见了沈家案中田产被夺、如今在雍平新里安家的老农，听他们哭着说当年如何被逼得卖儿卖女，又指着新分到的菜地咧着嘴笑；他见了漕运案里那个被打瘸了腿的老纤夫的儿子，年轻人捧着父亲新领的“伤残抚恤银”和一份码头轻活契书，眼圈通红地说“我爹能活了”；他见了匠作学堂里最木讷的一个铁匠学徒，那孩子结结巴巴地演示着如何用新学的“卡尺”量铁件，眼里有光；他甚至见了商盟里几个原本被沈家行会压得喘不过气、如今靠着平价煤饼和改良织机翻身的商户，听他们算着这几个月多赚了多少铜板、多雇了几个伙计。
每一场见面，陈野都不在场。孙守恒只带着自己的随从书吏，在府衙一间偏房里，让苏文谦把人带来，问完即走。问题细致到令人发指：何时被欺压，损失几何，如今收入多少，对府衙新规看法，甚至家里几口人、一天吃几顿饭。
苏文谦每次把人送走，回来都向陈野汇报：“孙御史问得很细，记录得也很细。但......脸色越来越沉，话却越来越少。”
陈野正摆弄着赵小河新送来的、用沙模浇铸出的第二版铁齿轮，闻言头也不抬：“沉就对了。见得越多，听得越多，他心里那杆‘规矩秤’和‘民心秤’，就斗得越厉害。”
第三天下午，孙守恒要见最后一个人：王老三。
王老三有点慌，搓着手问陈野：“东家，这御史老爷问话，我该怎么说？是把咱们商盟的好处往大了说，还是往实了说？”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陈野把齿轮放在桌上，发出“铛”的一声，“赚了就是赚了，赔了就是赔了，贴补了就是贴补了。账本都给他看过，他比你还清楚。你就说说，为什么愿意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协理漕运、贴补粮价、资助学堂，按常理，商人逐利，这些可都不是赚快钱的路子。”
王老三似懂非懂地去了。
偏房里，孙守恒面前摊着商盟的明细账，旁边放着算盘。他先没问话，而是拨着算盘，将账上几个关键数字又核了一遍：平价粮售出总数、贴补总额、煤饼布匹利润、漕运管理费收入、学堂及抚恤支出......
拨完，他沉默良久，才抬眼看向忐忑的王老三：“王理事，商盟这三个月，净利几何？”
王老三咽了口唾沫：“回......回御史，净利......按账上算，刨去所有开支，盈余一百二十七两八钱。”
“一百二十七两。”孙守恒重复这个数字，语气听不出情绪，“吴州商贾，经营三月，偌大摊子，盈余不足二百两。而你们贴补粮价、资助工匠、发放抚恤，所费已超两千两。这笔账，你怎么算？”
王老三定了定神，挺直腰板：“御史大人，这笔账，不能光算眼前的银子。”
“哦？那算什么？”
“算长远。”王老三声音渐渐稳了，“粮价稳了，百姓不慌，就敢花钱，市面就活。咱们商盟的煤饼、布匹、铁器，卖得就多。工匠手艺好了，做的东西更省料耐用，成本就降，利润就厚。漕运顺畅了，货物流得快，咱们的货就能卖到更远的地方，价还能提一点。”
他越说越顺：“再说了，百姓得了实惠，念商盟的好，也念官府的好。往后官府有啥章程，商盟响应，百姓也跟从。这名声，这根基，是银子买不来的。东家——陈府尹常说，做生意，不能只盯着脚尖前那点利，得看三步、五步外。”
孙守恒凝视着他：“这些道理，是陈府尹教你的？”
“是东家教我的。”王老三老实点头，“但也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以前跟着沈家行会干，钱是能赚，但提心吊胆，今天不知明天事。现在跟着府尹干，跟着商盟干，钱赚得踏实，晚上睡觉安稳，走在街上，街坊邻居还冲你笑。这滋味，比多赚几两银子舒坦。”
孙守恒不语，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账本。商人重利，这话他信了一辈子。可眼前这个精明的商人，却算着一笔截然不同的账——一笔把名声、人心、长远都折进去的账。
“你就不怕，”他缓缓道，“陈府尹若被调走，或出了事，你们这商盟，这‘雍平规矩’，顷刻间便垮了？”
王老三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御史大人，规矩是人定的，但日子是人过的。咱们吴州的百姓、工匠、商户，如今尝到了‘雍平规矩’的甜头——工钱足额，粮价平稳，手艺受重视，买卖公道。您说，要是有人想把这规矩废了，把日子拉回从前，他们答不答应？”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却更坚定：“陈府尹是领头的，但咱们这些人，也不是木头。路踩出来了，就知道该怎么走了。”
孙守恒挥挥手，让王老三退下。他独自坐在偏房里，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久久不动。
当夜，孙守恒的驿馆房门被敲响。开门，竟是陈野独自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个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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