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诏败亡的血色阴云尚未在朝堂上空散去，一股更深的焦虑已如跗骨之蛆，啃噬着每一位明廷重臣的心。洪承畴的奏报虽竭力粉饰，将败因主要归咎于曹文诏的“轻敌躁进”与流寇的“狡诈异常”，但稍微知情的人都明白，西北的局面，已然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流寇不再是疥癣之疾，而是成了能一口吞掉朝廷精锐主力的庞然巨兽。
在此背景下，一份由东宫悄然拟定、经由特殊渠道直呈御前的密奏，被崇祯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内反复审视。奏疏的标题颇为醒目——《陈情招抚老回回以分贼势疏》。
崇祯的指尖划过“招抚”二字，眉头锁得更深。招抚？对那群反复无常、杀人如麻的流寇？他本能地感到排斥与不信任。自天启末年以来，对流寇的招抚并非没有先例，然而结果往往是“就抚复叛”，徒损朝廷威信，更壮贼人声焰。这个太子，难道忘了前车之鉴？
然而，当他沉下心，仔细阅读奏疏中那冷静得近乎残酷的分析时，内心的坚冰开始出现一丝松动。奏疏并未空谈仁义，也未盲目乐观，而是直指当前农民军内部那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核心。
奏疏首先剥丝抽茧般地剖析了如今农民军看似铁板一块、实则暗流汹涌的内幕：
“群贼并起，势若联袂，然各怀异志，利则相趋，害则相倾。”
一、诸雄并立，互不统属。
奏疏指出，如今声势最盛的几股，如高迎祥（闯王）、张献忠（八大王）、罗汝才（曹操）、马守应（老回回）等，虽在面临官军压力时会暂时联合，但本质上仍是各自独立的军事集团。高迎祥资历最老，号称“闯王”，却并无绝对权威；张献忠凶悍狡诈，野心勃勃；罗汝才机变多谋，人称“曹操”，亦非甘居人下之辈；马守应（老回回）则因其回族背景，部众凝聚力强，相对独立。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竞争关系，对于领导权、地盘、人口、粮饷的争夺，从未停止。
二、张献忠之患，在于其“僭越”之心与吞并之志。
奏疏特别强调了张献忠的威胁。“献忠其人，性如豺狼，暴戾而多疑，狡诈而善变。自号‘八大王’，其志岂在区区寇掠？观其行军布阵，已隐然有割据称雄之象。” 更重要的是，张献忠扩张欲望极强，屡有吞并其他较小股头之举，其兵锋所向，不仅针对官军，也同样针对其他义军。高迎祥或许还能以其资历稍加压制，但其他首领，尤其是实力稍逊、又非其嫡系者，如罗汝才、马守应等，无不对张献忠心存忌惮，生怕成为其下一个吞噬的目标。
三、马守应（老回回）的特殊性与可操作性。
奏疏将焦点集中在了“老回回”马守应身上。分析指出其独特之处：
身份特殊：马守应乃回民首领，其部众核心亦多由回民组成，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与汉民为主的其他义军存在差异，这使其在联盟中既保持独立，也容易产生隔阂与孤立感。
相对克制：相较于张献忠的酷好杀戮、罗汝才的机巧权变，马守应部虽也劫掠，但在风评上，其“纪律”相对稍好（仅相对而言），屠城记录较少，更多是寻求财货与生存空间。
处境微妙：马守应部实力不弱，但并非最强，正处于一种“不甘人下，又恐被吞并”的焦虑之中。张献忠的日益坐大，对其形成的压力尤为直接。此乃可乘之机。
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流寇联盟看似庞大，内部却是千疮百孔。张献忠的野心就是最好的楔子！马守应为了自保，未必不会考虑与朝廷做一场交易。就算不成，只要这招抚的风声放出去，就足以在流寇内部种下猜忌的种子！
基于以上分析，奏疏提出了具体方略：
不宜大规模、无差别招抚，那只会让流寇视朝廷为软弱。应施行 “重点分化，拉打结合” 之策。选择对张献忠心存畏惧、且有一定独立性的马守应作为突破口，派遣能言善辩、熟知贼情的密使，暗中接触。许以承诺：若马守应愿接受招安，可授予其正式官职（如参将、守备），划定特定区域允其部众屯垦安身，并可提供部分钱粮助其稳定，条件是其必须脱离流寇联盟，并配合官军，至少是牵制、削弱张献忠部的力量。
崇祯皇帝合上奏疏，久久沉默。烛火映照着他疲惫而纠结的面容。太子的分析，鞭辟入里，直指要害，其大胆与精准，让他心惊，也让他看到了一丝打破僵局的希望。这不再是空泛的道德说教或盲目的军事围剿，而是基于利益算计的权谋之术。
然而，风险同样巨大。一旦招抚失败，或被张献忠等部察觉，不仅会打草惊蛇，更会助长流寇气焰，嘲笑朝廷无能。且与“流寇”进行此等私下交易，有损天朝体统，必遭清流物议。
权衡再三，崇祯最终没有直接批准，也没有驳回。他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也更具弹性的态度。他召来了如今愈发倚重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将东宫的密奏交予他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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