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府北郊新筑的黄河大堤上，初春的晨雾裹挟着河水的土腥味，混着夯土民夫汗水的咸涩，在料峭的风里凝成一片灰蒙蒙的帷幕。程允执踩着尚未干透的堤顶夯土向前走时，靴底每落一步，都会陷进半寸深的泥泞——那是新土还未完全板结的证明。他蹲下身，用手掌按了按堤面，指尖触到土中掺着的碎麦秸和细柳枝，这是《河防新要》里记载的“加筋夯土法”，能让堤身更抗冲刷。
“这段是去年腊月抢筑的。”开封知府周文望跟在一旁，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九月秋汛，老堤塌了三十丈，淹了三个庄子。朝廷拨下急银，调了五千民夫，日夜赶工，总算在封冻前合龙。”他指向堤外那片尚未退尽的浅水区，水面上露着半截屋脊和几棵枯树的梢头，“水退后，那些庄子……怕是再也住不得人了。”
其其格在堤内侧的缓坡上摊开了《河工实录》。小丫头用炭笔迅速勾勒出这段新堤的剖面草图，标注出土层厚度、加筋材料、以及堤脚那排新栽的防浪柳——树苗只有手臂粗细，但已经用草绳相互捆扎成网，这是工部匠师从江南海塘学来的法子。她翻开前页，对比去年同一段堤防的旧图：那时堤身单薄，坡度过陡，堤脚也无护基。“按新法筑堤，每丈耗工增加三成，耗料增加五成，”她在草图旁记下，“但去岁同等水势下，旧堤溃三十丈，新堤仅渗水，未决。”
真正的考验在午时后到来。工部派驻的河工司主事赵士祯——就是那位改良过火器的匠师——带着程允执一行人下到堤脚的水边。那里搭着一排简陋的窝棚，十几个赤着上身的汉子正从河里拖拽一张巨大的“混江龙”——那是用整张牛皮缝制的筒状网具，里面装满石块，沉在堤脚用以加固基床。
“这活儿险。”赵士祯指着浑浊的河水，“水流急的时候，人一下去就被卷走。去年淹了七个，尸首都没找回来。”他顿了顿，“可不用‘混江龙’，光靠夯土，堤脚早晚被淘空。”
伯颜帖木儿蹲在河边，伸手掬起一捧河水，泥沙在指缝间簌簌流下。“草原上的河没这么多泥。”蒙古贵族站起身，望向河对岸那片无边无际的黄色浊流，“但草原上的河会改道。今年在这里，明年可能就跑到十里外去了。你们的河……也会这样跑吗？”
周文望苦笑：“伯颜将军一语中的。黄河三年一漫滩，五年一改道，这才是治河最难处。筑堤只能防一时，河道淤高了，水就另寻低处走。前朝贾鲁治河，疏塞并举，可保三十年安澜；永乐年间宋礼治河，只疏不塞，结果十年就复淤。”他看向程允执，“如今朝廷的新法，重在‘束水攻沙’，以堤束流，让急流自己冲深河道。这法子见效慢，且需上下游联动——河南束紧了，山东那边就得加高堤防，否则水就淹过去。”
下午的视察转向了堤后的“迁民安置庄”。这是去年秋汛后新建的村落，三百多户从淹没区迁来的百姓，每户分得三间土房、五亩沙地。程允执走进庄子时，正看见几个老人在屋前空地上用黄河胶泥脱坯——那是准备扩建偏房用的。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汉认出程允执的官服，放下泥坯，颤巍巍要跪。程允执扶住他：“老人家，新屋子还住得惯？”
“惯，惯。”老汉搓着沾满泥的手，“比原先的茅草屋结实。就是这地……”他指向庄外那片新垦的田，“沙性重，种麦子长不好，只能种高粱和豆子。一亩收成，抵不上原先好地的一半。”
其其格在《迁民录》里记下了这个细节。她翻开前一页的数据：迁民每户原耕地平均八亩，亩产麦一石二斗；现分沙地五亩，亩产高粱仅六斗。折算下来，每户年收粮从九石六斗降至三石，即使免赋三年，温饱仍成问题。
“所以治河不止筑堤。”当晚在开封府衙的议事厅里，程允执将几份卷宗摊在长案上，“更要治田、治民。堤保住了，可百姓活不下去，照样会逃荒、会生乱。”他指向一份工部新绘的《黄河沿岸沙地改良图》，“赵主事，你那个‘淤田法’，试验得如何了？”
赵士祯眼睛亮了。他展开图纸，上面画着一种奇特的沟渠系统：从黄河引浑水入田，让泥沙沉淀肥田，清水再排回河道。“在封丘试了两年，”匠师的声音因兴奋而快了些，“第一年亩产高粱四斗，第二年灌淤一次，亩产八斗；第三年再淤，亩产一石二斗——快赶上好地了。而且排回河道的是清水，还能减淤。”
伯颜帖木儿仔细看着图纸，忽然问：“这法子……草原上也有类似的。部落会在河边低地挖沟，引春汛时的泥水灌草场，草就长得旺。但若引水太多，会把草场淹坏；太少，又没效果。”
“所以要‘闸’。”赵士祯指着图上的几处标记，“每个引水口都设闸门，控制水量。还要修‘沉沙池’，让粗沙先沉下来，细泥才进田——粗沙会板结田地。”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