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正厅那面存放历代《祖训》《大诰》原刻雕版的紫檀木架，在早春微寒的空气里蒸腾着百年沉木与陈年墨锭混合的、近乎苦杏仁的气息。当其其格用特制的鹿皮手套捧下最上层那套《皇明祖训》初刻版时，楠木夹板竟发出细微的碎裂声——板内被蠹虫蛀出的粉末簌簌落下，在窗光中浮成一片金色的尘雾，露出板面边缘那行洪武御笔亲题的“后世子孙，永为遵守”八字，朱砂已黯淡如干涸的血迹。
“这是开国时的规矩。”程允执的声音在空旷的正厅里带着回响，他站在木架前，目光扫过那一排排或完好或残损的典册，“《祖训》定藩禁，《大诰》肃贪腐，《大明律》立刑名。可百余年过去，”他转身看向厅中长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疏、条陈、实录，“朝廷推行过银号、廉政、税改、边政、学制、工技……这些新政，有的写进了《会典》，有的只是口谕惯例，有的还在试行，有的已被遗忘。后世之君若想知这三十年究竟做了何事，该去何处寻？”
伯颜帖木儿坐在厅西的圈椅上，蒙古贵族手中拿着一本蒙汉双语的《盟旗条规》——那是他亲手参与编纂的北疆治理新制。“草原上的老牧人，会把一生放牧的经验编成歌，传给儿子。儿子再添上自己的经验，传给孙子。但若是没有歌，只靠口传，传三代就会走样。”他将册子轻轻放在案上，“汉人的文字多，该编成更大的歌。”
真正的动议在三日后文华殿的春议上提出。其时太子朱见深正听户部奏报新币推行成效，程允执忽然出列，捧上了一只特制的樟木匣。匣中不是奏章，而是三册装帧朴素的手稿：第一册封题《银号税制录》，第二册《边政民政辑》，第三册最薄，题《工技新法略》。
“臣近年整理旧牍，偶将陛下登基以来所行新政，分类辑录。”程允执的声音平静，却让殿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然辑录之时，深感散乱——同一事，朝议有记录，部院有章程，地方有细则，廉政公署有稽查案卷，银号有账目……各记各的，互不统属。更有许多新政，初行时轰轰烈烈，三年后便无人跟进，五年后竟已无人记得当初为何要行。”他顿了顿，“此非善政不善，乃善政无继。”
殿内一片寂静。礼部尚书忍不住道：“程阁老，新政自有各部存档，何须另辑？”
“因为存档会朽。”程允执从袖中取出一页纸——那是其其格从文渊阁库房抢救出的、正统年间某次盐政改革的残页，边缘已被霉斑吞噬大半，“纸会霉，墨会褪，胥吏会懈怠，官员会更替。若无一册总揽全局、条分缕析、说清来龙去脉的典籍，今日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银号、廉政、专利司，三十年后可能就成了‘古制’，五十年后或许就无人知晓当初为何设立、如何运作、有何禁忌。”
朱见深接过那三册手稿，缓缓翻开。太子的目光在那些密密麻麻但条理清晰的摘要上移动：从正统八年铲除王振后设立“密奏直通”，到整顿盐政时发明的“盐引连环担保法”，再到北庭都护府的“蒙汉共治章程”……每一条都简略但完整，注明了起始时间、核心人物、主要条文、施行效果、以及遇到的阻力。
“程先生的意思，”太子抬头，“是要将这些散落的珠子，串成一条完整的链子？”
“不止是串链。”程允执跪地，“臣请编纂一部《治国方略》，将三十年来所有新政，按其性质，分门别类，详述缘起、定例、成效、教训。这不是史书——史书记人；这是‘政书’，专记制度。让后世君臣，一册在手，便知这三十年究竟试过哪些路，哪些走通了，哪些走弯了，哪些路看似平坦却有暗坑。”
提议在朝中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是“标新立异”，有违“祖宗成法不可轻议”的传统；更有人认为，将皇帝的所有政令编纂成册，等于将天子的权威“固化”，恐限制后世君王的施政空间。
“陛下，”程允执在病榻前向朱祁镇陈情时，声音已显疲惫，“臣非不知此举僭越。然臣每思土木堡之变、思王振擅权、思后来推行新政时遭遇的重重阻力，便觉……若当时有一部书，写明宦官干政之祸、写明边防空虚之危、写明税制混乱之弊，或许能少走些弯路。”他顿了顿，“此书不为颂功，只为存真。好的坏的，都记下来。成功了，说清为何成功；失败了，也写明白为何失败。”
朱祁镇靠在枕上，蜡黄的脸上眼窝深陷，但目光仍锐利。他沉默了许久，才缓缓道：“那就……只记事，不记人。功过留与后人说。”
圣旨在二月下达：设“方略编纂局”，程允执总纂，伯颜帖木儿、于谦等十二位重臣为分纂，其其格为“辑录助理”——这是她第三次获得破格任命。编纂地点设在文渊阁东厢，那里原本存放前朝实录，如今清空出来，摆上了二十张长案，每张案负责一个门类：吏治、户政、兵制、刑名、工技、边务、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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