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接过银币细看，忽然问：“可若是民间私铸，掺铜造假，如何防范？”
“所以要有‘官验’。”程允执指向图中标注的“大明银号”分布点，“银号遍布各省府，凡新币流通，百姓可持币至银号免费验色。若发现私铸伪币，举报者赏，铸造者斩。且新币推行后，旧钱、旧钞逐步回收熔铸，市面只准流通新币。三年为期，完成转换。”
伯颜帖木儿拿起那枚铜钱，在手中掂了掂：“草原上不同部落的银子成色不同，交易时要请第三方老人验看。如果大明所有钱币都从一个模子里出来，那确实省事。”他顿了顿，“但要让所有部落都接受新钱，得先让他们看见好处。”
“好处就是‘一币通行天下’。”程允执展开最后一张图——那是新币推行后的“税制折算表”，“今后田赋、商税、乃至官府采买，全部以新币计价、征收、支付。百姓缴税，不必再为银钱成色、宝钞折价烦恼；官府支用，也不必层层折算。更关键的是——”他加重语气，“朝廷承诺，新币币值百年不变。若有贬值，户部尚书罢官，宝钞提举问斩。”
这话让阁中所有人一震。以官爵性命为货币背书，这是前所未有之事。
王直颤声：“程阁老，币值受银铜产量、贸易顺逆、乃至天灾影响，岂是人力可保百年不变？”
“所以朝廷要有‘储银’。”程允执指向图上一个新建的机构标记——“货币平准库”，“每年岁入，提一成白银入库封存，非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若遇灾年或贸易逆差，银库可放银收购民间物资，稳住币值；若遇丰年顺差，则回笼白银入库。如此，以实银为基，新币方有信用。”
腊月二十九，圣旨下：设“币制整顿司”，程允执总领，王直、张敏副之。首项命令，竟是命户部、工部、廉政公署三方组成十个“钱法稽查队”，分赴各省，彻查私铸。
其其格随队前往北直隶保定府。在那里，稽查队在当地卫所协助下，端掉了三个隐藏在村落中的私铸作坊。小丫头亲眼看见那些简陋的熔炉、粗糙的陶范、以及堆积如山的劣钱——这些钱含铜不足四成，掷地声音暗哑，边缘毛刺扎手。
“他们也知道这钱不好。”作坊主是个老铜匠，在审讯时喃喃道，“可官府收税时要好钱，市面上却只有这种钱流通……我们不铸，别人也会铸。”
这话让程允执深思。回京后，他在新币推行方案中增加了一条：旧钱兑换新币，不以数量计，而以“含铜量”计。工部在各省设“验钱所”，百姓持旧钱来兑，工匠当场熔验，按实际含铜量折算新币。如此一来，劣钱自然无人愿用，私铸无利可图。
新币的铸造在次年开春后正式开始。工部集中了全国最好的铜匠、银匠，每枚钱币需经过熔炼、制坯、压印、淬火、打磨、验重、验色七道工序，任何一道不合格即回炉重铸。其其格在铸币厂的《监造实录》中写道：“一炉铜水，铸钱三千枚，验罢只得两千一百枚合格。余者皆因气泡、砂眼、字迹模糊而废。匠人说，这是开国以来最严的规矩。”
第一批新币在五月运抵北京。程允执没有直接投入市场，而是先在京营试行：士兵饷银的一半用新币支付。起初军士疑虑，但去银号验看后，发现成色、重量分毫不差，且用新币在军营旁的市集购物，商贩都愿以平价接收——因为官府明令，拒收新币者罚。
三个月后，新币逐步推广至顺天府税关。商人用新币纳税，税吏当场核验，即刻录入，省去了称重、验色的麻烦。其其格在税关记录了一个细节：一个山西布商缴税后，拿着税单和剩余的新币，对同伴感慨：“走了二十年商路，第一次不用带秤。”
至秋，新币已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站稳脚跟。而程允执在给皇帝的密奏中写道：“新币之立，非一日之功。今初有信，全因朝廷以实银为基、以严法为轨。然欲此信长存，需后世君臣恪守‘储银不挪、币制不改’之诺。稍有懈怠，信崩如山倒，再无重建之机。”
奏章得到了朱祁镇病榻上的朱批：“朕记之，子孙亦当记之。”
而其其格在《币制整顿实录》的末页，画下了一枚新币的剖面图：外层是均匀的铜锡合金，内芯却有一道极细的银线——这是工部匠师的防伪秘技。小丫头在旁边写道：
“钱者，泉也。当流则通，壅则腐。今疏新渠，引银为源，立法为堤。然源会枯，堤会溃，惟持源守堤者不怠，此泉方能源远流长。”
冬日的阳光透过文渊阁的高窗，落在案上那枚崭新的“大明通宝”上，钱面“通宝”二字在光下泛着沉稳的暗红。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粒刚刚播下的种子。能否长成参天大树，荫蔽这个帝国的经济命脉，全看后来者如何浇灌、如何守护。而此刻，这粒种子至少已经破土——在这片曾经货币乱象丛生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所有人都能看懂、能信任、能依靠的价值尺度。这或许，是这个时代能留给后世最实在的遗产之一：一种清晰的、稳定的、可以预期的交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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