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接过银币细看,忽然问:“可若是民间私铸,掺铜造假,如何防范?”
“所以要有‘官验’。”程允执指向图中标注的“大明银号”分布点,“银号遍布各省府,凡新币流通,百姓可持币至银号免费验色。若发现私铸伪币,举报者赏,铸造者斩。且新币推行后,旧钱、旧钞逐步回收熔铸,市面只准流通新币。三年为期,完成转换。”
伯颜帖木儿拿起那枚铜钱,在手中掂了掂:“草原上不同部落的银子成色不同,交易时要请第三方老人验看。如果大明所有钱币都从一个模子里出来,那确实省事。”他顿了顿,“但要让所有部落都接受新钱,得先让他们看见好处。”
“好处就是‘一币通行天下’。”程允执展开最后一张图——那是新币推行后的“税制折算表”,“今后田赋、商税、乃至官府采买,全部以新币计价、征收、支付。百姓缴税,不必再为银钱成色、宝钞折价烦恼;官府支用,也不必层层折算。更关键的是——”他加重语气,“朝廷承诺,新币币值百年不变。若有贬值,户部尚书罢官,宝钞提举问斩。”
这话让阁中所有人一震。以官爵性命为货币背书,这是前所未有之事。
王直颤声:“程阁老,币值受银铜产量、贸易顺逆、乃至天灾影响,岂是人力可保百年不变?”
“所以朝廷要有‘储银’。”程允执指向图上一个新建的机构标记——“货币平准库”,“每年岁入,提一成白银入库封存,非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若遇灾年或贸易逆差,银库可放银收购民间物资,稳住币值;若遇丰年顺差,则回笼白银入库。如此,以实银为基,新币方有信用。”
腊月二十九,圣旨下:设“币制整顿司”,程允执总领,王直、张敏副之。首项命令,竟是命户部、工部、廉政公署三方组成十个“钱法稽查队”,分赴各省,彻查私铸。
其其格随队前往北直隶保定府。在那里,稽查队在当地卫所协助下,端掉了三个隐藏在村落中的私铸作坊。小丫头亲眼看见那些简陋的熔炉、粗糙的陶范、以及堆积如山的劣钱——这些钱含铜不足四成,掷地声音暗哑,边缘毛刺扎手。
“他们也知道这钱不好。”作坊主是个老铜匠,在审讯时喃喃道,“可官府收税时要好钱,市面上却只有这种钱流通……我们不铸,别人也会铸。”
这话让程允执深思。回京后,他在新币推行方案中增加了一条:旧钱兑换新币,不以数量计,而以“含铜量”计。工部在各省设“验钱所”,百姓持旧钱来兑,工匠当场熔验,按实际含铜量折算新币。如此一来,劣钱自然无人愿用,私铸无利可图。
新币的铸造在次年开春后正式开始。工部集中了全国最好的铜匠、银匠,每枚钱币需经过熔炼、制坯、压印、淬火、打磨、验重、验色七道工序,任何一道不合格即回炉重铸。其其格在铸币厂的《监造实录》中写道:“一炉铜水,铸钱三千枚,验罢只得两千一百枚合格。余者皆因气泡、砂眼、字迹模糊而废。匠人说,这是开国以来最严的规矩。”
第一批新币在五月运抵北京。程允执没有直接投入市场,而是先在京营试行:士兵饷银的一半用新币支付。起初军士疑虑,但去银号验看后,发现成色、重量分毫不差,且用新币在军营旁的市集购物,商贩都愿以平价接收——因为官府明令,拒收新币者罚。
三个月后,新币逐步推广至顺天府税关。商人用新币纳税,税吏当场核验,即刻录入,省去了称重、验色的麻烦。其其格在税关记录了一个细节:一个山西布商缴税后,拿着税单和剩余的新币,对同伴感慨:“走了二十年商路,第一次不用带秤。”
至秋,新币已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站稳脚跟。而程允执在给皇帝的密奏中写道:“新币之立,非一日之功。今初有信,全因朝廷以实银为基、以严法为轨。然欲此信长存,需后世君臣恪守‘储银不挪、币制不改’之诺。稍有懈怠,信崩如山倒,再无重建之机。”
奏章得到了朱祁镇病榻上的朱批:“朕记之,子孙亦当记之。”
而其其格在《币制整顿实录》的末页,画下了一枚新币的剖面图:外层是均匀的铜锡合金,内芯却有一道极细的银线——这是工部匠师的防伪秘技。小丫头在旁边写道:
“钱者,泉也。当流则通,壅则腐。今疏新渠,引银为源,立法为堤。然源会枯,堤会溃,惟持源守堤者不怠,此泉方能源远流长。”
冬日的阳光透过文渊阁的高窗,落在案上那枚崭新的“大明通宝”上,钱面“通宝”二字在光下泛着沉稳的暗红。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粒刚刚播下的种子。能否长成参天大树,荫蔽这个帝国的经济命脉,全看后来者如何浇灌、如何守护。而此刻,这粒种子至少已经破土——在这片曾经货币乱象丛生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所有人都能看懂、能信任、能依靠的价值尺度。这或许,是这个时代能留给后世最实在的遗产之一:一种清晰的、稳定的、可以预期的交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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