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子监彝伦堂后院的典籍库,在初夏梅雨季的潮气里弥漫着纸张缓慢朽坏时特有的甜腻霉味。程允执推开那扇钉着铜钉的榆木门时,正看见七八个身着襕衫的监生围在一排樟木书架前,小心翼翼地用特制的竹镊子,夹起一叠已经完全粘连成块状的《社学蒙书》。书页的边缘已经酥脆如糕饼,稍一用力就簌簌落下纸屑,露出里面被蠹虫蛀成蛛网状的空白。
“这是永乐年间雕版的《千字文》。”典籍库老司库举着油灯,昏黄的光照在那些粘连的书页上,“正统三年清点时,库里还有三百四十部。如今……”他指了指墙角几个空荡荡的书架,“只剩这最后十七部,还大半成了这样。”
伯颜帖木儿蹲下身,从地上拾起一片刚落下的纸屑。蒙古贵族将纸屑凑到眼前,透过灯光能看见纸张纤维间密布的虫蛀孔洞,形状如微小的星群。“草原上教孩子认牧群,”他低声说,“不是让他们看画在羊皮上的马和羊,是带他们到草场上,指着活的说:‘这是三岁口的枣骝马,这是刚断奶的羔羊’。马会老,羊会长大,可孩子眼里的模样,永远是活的。”
其其格带着礼部清吏司的书吏,在核对《天下社学稽考册》。小丫头翻开那本厚达两寸的册籍,很快发现了一个诡异的断层:册上记载正统十年全国有社学四千三百所,可附列的《社学田产册》里,有田产记录的只有两千一百所;而《社学师儒册》中,登记在册的塾师仅一千七百余人。
“这些没有田产、没有塾师的社学,”她指着册页上大片空白的备注栏,“是已经荒废了,还是……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
真正的震撼来自实地踏勘。程允执按册索骥,找到了顺天府下大兴县记载的“社学三所”。第一所位于城东,匾额还在,门楣上“教化之地”四个字已斑驳难辨,推门进去,院里荒草齐腰,正堂的梁柱间结满了蛛网。问邻人,说这学馆“十年前还有孩童念书声,后来王先生过世,就再没人来了”。
第二所在城南,房子倒还完整,但已被改成了货栈,堆满了南来的瓷器。货栈掌柜说,这房子原是县里一个老秀才办学,秀才病故后,其子将房契卖给了他,“社学?早没那回事了”。
第三所最令人心酸——在西山脚下一个几十户的小村。村里确实有间矮小的土坯房,门楣上还挂着半块“社学”木牌。推门进去,里面坐着三个孩童,一个眼睛半瞎的老妪正用颤抖的手,握着孩童的手在沙盘上划字。问老妪,她说自己是村里唯一识几个字的寡妇,村里没钱请先生,孩子们又想认字,“我就把记得的《百家姓》教给他们,教错了……也别怨我”。
“全县在册社学三所,”程允执在当夜的笔记里写道,“一所荒芜,一所改作他用,唯一还在‘教学’的,是一位自己都认不全字的寡妇,在沙盘上划着可能错误的笔画。”
三日后文华殿议事,当程允执将那本《社学稽考册》与实地记录摊开时,礼部侍郎的第一反应是辩解:“程部堂,教化之事,重在名实。社学之设,本为教化乡里,然各地情势不同,或有荒废,亦在所难免。且《大明律》只言‘各州县皆设社学’,未言须常年不辍。”
“若名存实亡,这名还不如不存。”程允执指着册上大片空白,“侍郎请看,四千三百所社学,实存者恐不足半数。而这半数中,有多少是如大兴县那般,由目不识丁的寡妇在沙盘上教可能写错的字?这般‘教化’,是开民智,还是误人子弟?”
翰林院侍读学士沉吟道:“且社学荒废,根源在于钱粮。社学田多为贫瘠之地,所出有限;塾师束修微薄,不足以养家。有才学者,自去科举;留乡教蒙童者,多为科举无望、勉强糊口之人。”
“草原上教孩子骑马射箭,”伯颜帖木儿忽然开口,“不是随便找个会骑马的人来教。要选最懂马性、最知草场、箭术最准的勇士。因为孩子学的第一个姿势、射的第一箭,会跟着他一辈子。如果教的人自己都骑不稳、射不准……”他顿了顿,“教出来的,就是一整个部落歪歪斜斜的未来。”
这个“重实轻名、以质代量”的思路,成了重建教育体系的基石。程允执提出的新制,核心有三条:一是推行“社学实勘制”,由州县官实地核查每所社学现状,荒废者销册,存续者登记塾师资质、生徒人数、田产实数;二是建立“塾师考选制”,社学塾师需经州县考选,通经义、善蒙学者方可任教,并按生徒人数发放官定束修;三是试行“蒙学新编”,编纂一套兼顾识字、算术、常识的蒙学教材,取代单一的《千字文》《百家姓》。
“不是要建四千三百所挂着‘社学’匾额的空房子,”程允执在给各州府的札付中写道,“是要让每一个想识字的乡野孩童,都能找到一位真正识字的先生,摸到一本不会一碰就碎的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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