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漕运码头那些沿着运河排开的税关木棚，在春日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桐油与铁锈混合的古怪气息。程允执走近其中一间棚子时，正看见两个税吏按着一个商贩模样的中年人，将他的货担掀翻在地。散落出来的青瓷碗碟在泥地上滚开，其中一只细白瓷碗撞到棚柱，“啪”地碎成七八片，裂口在晨光里泛着冷冽的光。
“这一担，按册该征‘瓷器税’三钱、‘市肆税’两钱、‘脚力税’五分、‘关津税’八分。”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税吏抖着手里的货单，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商贩脸上，“可你这单子上只写了‘碗碟三十件’，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夹带琉璃、玛瑙？”
商贩跪在地上，双手护着剩下的碗碟，声音发颤：“大人，小人这是景德镇粗瓷，最便宜的那种，哪来的琉璃玛瑙？这些税……小人这担货统共才值二两银子，税就要征去六钱，这……”
“六钱？”旁边年轻些的税吏冷笑，“还有‘秤耗’‘解费’‘火耗’，加起来七钱三分。缴不缴？不缴货扣下，人锁去见官！”
伯颜帖木儿蹲下身，拈起一片碎瓷。蒙古贵族的手指沿着瓷片锋利的边缘缓缓划过，目光却落在地上一方被踩得半陷进泥里的木制官斛——那是用来量征粮税的容器，斛壁上刻着“洪武五年制”的字样已经模糊，但侧面一道深深的凹痕清晰可见。
“草原上部落之间交易羊毛，”他站起身，将瓷片放在税关的木案上，“用的是祖先传下来的‘公平袋’。袋子的尺寸是固定的，装满了就是一袋。如果有人偷偷把袋子内壁削薄一层……”他指了指官斛侧面的凹痕，“就像这样，看起来还是一斛，其实已经少了一成。”
其其格带着户部清吏司的算手，在翻阅通州税关三年的《征榷簿》。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税目迷宫：同一批江西瓷器，入通州关时征“入关税”，出关进北京城征“城门税”，在商铺寄卖征“市肆税”，若走陆路转运还要征“脚力税”。更令人费解的是，每种税下面还有“正税”“杂税”“耗羡”等名目，杂税之下又分“秤耗”“解费”“火耗”“鼠雀耗”……
“这‘鼠雀耗’是什么？”她指着一行墨迹较新的记录。
税关书办搓着手解释：“这个……货物在仓库存放，难免被老鼠麻雀糟蹋，所以征税时要预先加征一点，弥补损耗。”
“可这单上记的是昨日入关的鲜鱼，”其其格盯着那行字，“鲜鱼在码头当场查验、当场征税，不过一个时辰就运走了，哪来的鼠雀损耗？”
书办语塞，额头渗出细汗。
程允执翻开另一本《税吏考成册》，发现税吏的“优绩”标准只有一条：征额比去年增长。至于增长从何而来、商贩是否承受得起，册上只字未提。而在几页被撕毁又粘合的残页间，他看见一行潦草的小字：“三月，贩绸李姓客商因税重弃货投河，捞起已毙。”
三日后户部议事，当程允执将通州税关那套繁复如蛛网的税目摊开时，户部郎中的第一反应是辩解：“程部堂，榷税之制，皆依祖例。‘关津之税’始于周，‘市肆之征’载于《周礼》。我朝太祖定制，凡商贾之税，三十取一，已是历代最轻。”
“三十取一？那只是写在《大明律》里的‘正税’。”程允执抽出一张税单复制件，“请郎中大人算算，这单上林林总总加起来，是多少取一？”
堂中一阵噼啪算盘声。片刻，一个主事低声道：“约……约六取一。”
“六取一！”程允执将税单拍在案上，“这还不算胥吏私下加征的‘规矩钱’‘茶水钱’。郎中大人可知道，运河上如今流传一句话：‘百里行商，十税其本’。走一百里路，本钱要被税剥去十成——这不是征税，这是杀鸡取卵！”
兵部武库司主事忽然开口：“且商税过重，最终会转嫁到物价上。去年兵部采办棉甲，市价涨了三成，匠人说是棉花税重。军需尚且如此，民生何以堪？”
“草原上两个部落交易，会在旷野中点三堆火。”伯颜帖木儿沉声道，“一堆火代表马匹的数量，一堆火代表毛皮的质量，一堆火代表双方认可的价码。三堆火都燃着，交易才成。如果一方偷偷在‘数量火’里少添柴，让火看起来大其实小……”他环视堂中，“交易一次，就不会有第二次了。因为信誉和火堆一样，熄灭容易，重难点燃。”
这个“化繁为简、明码实征”的思路，成了税制改革的突破口。程允执提出的新制，核心有三条：一是归并税目，将原有的数十种商税简化为“关津税”“市肆税”“交易税”三种，每税只设正额，取消所有杂项加征；二是推行“定税官斛”，由工部统一制造标准度量衡器，发至各税关，旧斛一律销毁；三是建立“税吏轮岗制”，税关吏员三年一换，不得久任一地，且考绩不再只看征额增长，需综合评估“商旅便利度”“投诉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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