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德兴铜矿的废坑口在梅雨季长出了一层墨绿色的苔藓，厚如毡毯，程允执的靴子踩上去时，能感到那种湿润而充满弹性的触感——不是苔藓本身的质感，而是苔藓下某种空腔带来的虚浮。他蹲下身，用匕首刮开苔衣，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矿岩，岩面上布满了指甲盖大小的孔洞，像蜂窝，又像患了恶疾的皮肤。
“这是‘火烧法’留下的。”老矿工孙石头蹲在坑沿，手中攥着一把暗红色的矿渣，“永乐年间，这矿还是官营的时候，用的是‘火爆法’——堆柴烧岩，泼水激裂，再凿取矿。可这法子...”他将矿渣凑到鼻尖嗅了嗅，“烧不透深层的矿脉，只掏空了表层，留下这些蜂窝孔。雨水一泡，孔里积酸，草都不长。”
伯颜帖木儿正用弯刀敲击坑壁。蒙古贵族的刀背划过岩面，发出沉闷的钝响，但在某处突然转为清脆的“叮”声。他停下，用刀尖小心剔开岩缝里的苔藓，露出一线银灰色的金属光泽。“这不是铜，”他指尖轻触那道银线，“是铅。铜铅共生，但你们只取了铜。”
孙石头苦笑：“台吉好眼力。可当年矿监大人说，朝廷要的是铜铸钱，铅矿无用，不必费工开采。于是只捡铜矿挖，铅矿就扔在坑里。”他指向远处几个塌陷的坑口，“那些地方，其实是富铅层，可挖铜时掏空了下面，上面的铅矿就塌了，压死过十七个矿工。”
其其格带着工部虞衡司的书吏在核对矿图。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德兴矿的官方矿图上，只标注了三十七个矿坑，可实际踏勘却有五十二个废坑。多出来的十五个坑，图上一个都没有。“这些是‘私坑’，”孙石头低声道，“有些是矿监私下让人挖的，有些是附近山民偷挖的。挖出来的矿，不走官账。”
更触目惊心的是矿图上的数据。根据标注，德兴矿永乐年间最高年产铜五十万斤，可虞衡司从转运使衙门调出的实收账册显示，那年年末入库的铜料只有二十八万斤。“差的那二十二万斤，”程允执翻着账册，“账上写的是‘采矿损耗、炼铜折耗’。可即便算上损耗，也不该差这么多。”
三日后南昌府衙议事，当程允执提出设立“国家矿产勘探司”，全面勘察天下矿藏时，江西布政使的第一个反应是苦笑。“程部堂，洪武爷当年就下过旨：‘凡开矿必报朝廷，私开者斩’。可您看如今——”他摊开一份密报，“江西一省，登记在册的官矿只有十二处，可实际在开采的矿点，少说也有五十处。那些没登记的，有的是地方豪强私开，有的是山民零星挖掘，更有甚者...”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有些官矿的矿监，故意少报产量，私下将多出的矿转卖给商贾。您说要勘察，怎么察？察出来，那些既得利的人肯放手？”
“所以下官要设的不是‘稽查司’，是‘勘探司’。”程允执展开一幅巨大的《大明矿藏分布古图》，图上用朱砂标注着历代有记载的矿点，“察，是要弄清地底下到底有什么；探，是要找到更好的法子把东西取出来。”他指着德兴矿的位置，“比如这里，明明铜铅共生，却只取铜弃铅。若能将铅也炼出来，一年能多收多少？”
工部郎中提出了技术难题：“勘探需要懂矿脉的人。可如今懂矿的，要么是家传手艺，秘不示人；要么是积年老矿工，大字不识几个，说不清道理。朝廷从哪里找人？”
伯颜帖木儿忽然说起草原上的事：“我们找盐矿，不是靠一个人。牧人会注意，羊群在哪些地方舔石头；老人会记得，哪些地方的草长得特别旺；孩子会发现，哪些地方的土蚂蚁窝特别多。”他看向堂中众人，“找矿的人，不该只是坐在衙门里的官，也该是那些用眼睛、鼻子、脚板记住这片土地的人。”
这个“多元勘探”的思路成了破局关键。程允执提出的勘探司架构中，最特别的是设立了三支队伍：一是“文献队”，搜集整理历代矿冶典籍、地方志中的矿藏记载；二是“踏勘队”，由老矿工、猎户、药农组成，凭经验寻找矿苗线索；三是“验证队”，由工部匠作和技术科学院的学生组成，用简易工具测试矿石品位。
“不是要替代民间找矿人，”程允执在给各州府的文告中写道，“是要把他们的眼睛借来，把他们的经验记下，让后来者不必再从头摸索。”
然而真正的难题在勘探方法。以往找矿，多靠“矿苗露头”——也就是地表有矿石露出处。可许多富矿埋藏极深，地表并无痕迹。其其格从医学院借来了几个老药农，他们擅长通过植物分布判断地下情况。
“这叫‘指示植物’，”一个药农在德兴矿外的山坡上指点，“看这片区域，长的都是海州香薷——这种草只长在铜矿脉上方。再看那边，是铁线蕨，底下可能有铁矿。”他挖出一株香薷，根须上沾着暗绿色的铜锈，“草的根，比人的锄头钻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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