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惊讶的是蒙古牧人的经验。伯颜帖木儿带来的几个老牧人，能在没有植被的荒山上，通过岩石颜色、裂缝走向、甚至风吹过山隙的声音，判断地下是否有空洞或矿脉。
“山就像骆驼，”一个老牧人用生硬的汉语解释，“瘦骆驼和肥骆驼，走路的声音不一样。瘦山和肥山，风吹过去的声音也不一样。”
这些“土法子”起初被工部官员嗤之以鼻，直到一次验证。在赣南某处，药农指认有铜矿，牧人听声判断矿脉走向东北，而文献队从宋代县志中查到“此处古有铜坑，后湮没”。三支队伍信息叠加，勘探司决定试掘。结果在挖到三丈深时，果然遇到了富铜矿层，品位比德兴矿还高。
消息传开，各地对勘探司的态度开始转变。有地方官主动上报辖内可能有矿的线索，有山民带着奇特的石头来请勘验，甚至有豪强私下表示愿意“合作”——他们出钱出力，勘探司出技术，找到矿按比例分成。
但更大的阻力来自矿监系统。德兴矿现任矿监周世荣，是正统年间入行的老吏，听闻朝廷要全面勘探后，连夜赶到南昌府求见程允执。
“程部堂，”周世荣跪在地上，捧出一本泛黄的账簿，“这是下官在德兴矿十五年的细账。每年实产多少，上报多少，损耗多少，一笔笔都记着。”他翻开其中一页，“您看，永乐二十二年，实产铜四十二万斤，上报三十万斤。多出的十二万斤，不是下官贪了——是转运使衙门的李大人要的，说是‘补别矿亏空’。”他又翻几页，“宣德五年，实产三十八万斤，上报二十五万斤。那十三万斤，是给南京工部王侍郎修府邸的...”
账簿上密密麻麻，记载着十五年来各级官员“借用”的矿铜，总额高达一百八十万斤。
“下官若不给，”周世荣老泪纵横，“他们就说我账目不清，要查办。给了，账上就成了‘损耗’。如今朝廷要勘探，要实报，这些旧账...该怎么算？”
这个问题让程允执沉默良久。最后他说：“过去的账，朝廷会另案处置。但从今往后，每一斤矿，都要走在阳光下。”
深秋，第一支综合勘探队在德兴矿周边展开工作。文献队从府志中查到，元代曾在此开采银矿，但记载模糊；踏勘队的老矿工在山涧里发现了带有银丝的碎石；验证队用简单的“吹管法”测试，确认碎石含银。三支队伍的信息拼在一起，指向了一个可能：德兴矿不只是铜铅矿，深部可能有银矿脉。
勘探司决定打一口探井。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程——以往采矿都是沿矿脉水平挖掘，而探井是垂直向下，专为勘探而掘。工部调来了最好的凿岩匠人，技术科学院设计了省力的滑轮组，医学院准备了防瘴气的药囊。
探井打到十丈深时，遇到了坚硬的岩层，进度缓慢。周世荣拿出了他私藏多年的“秘药”——一种用硝石、硫磺等配制的爆破药，原是矿上偷着用来炸矿的。在勘探司的监督下，小剂量爆破三次，终于穿透岩层。
当第一筐从十五丈深处吊上来的岩芯出现在阳光下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岩芯断面呈现美丽的带状结构：外层是铜矿，中层是铅矿，而最核心处，有一条拇指粗的银白色矿脉，在秋阳下闪着幽暗的光泽。
“这是...”老矿工孙石头颤抖着手抚摸岩芯，“这是‘龙衔珠’啊！铜包铅，铅包银，三层相套！我爷爷说过，德兴矿底下有宝，原来宝在这里！”
腊月，勘探司提交了第一份《德兴矿复勘报告》。报告中不仅确认了银矿的存在，更提出了全新的开采方案：不再用破坏性的火烧法，而是根据矿脉走向，设计螺旋状矿道，分层开采，铜、铅、银兼得。据估算，新方案可使该矿年产量翻两番，且能开采百年以上。
更深远的影响在制度层面。根据德兴矿的经验，勘探司制定了《矿产勘探规程》，其中明确规定：勘探数据必须公开，开采权必须竞标，矿税必须直缴户部。那些曾经隐藏在“损耗”里的铜、流转在私账里的银，第一次被置于阳光之下。
除夕前夜，程允执巡视德兴矿新开的探井。井架上挂着一串灯笼，在寒风中摇曳。孙石头带着几个老矿工，正用勘探司教的新法子——将岩芯按顺序编号、绘图、记录——整理今天取上来的样品。
“程大人，”老矿工抬起头，脸上被矿灯映得明暗交错，“小老儿挖了一辈子矿，今天才知道，矿是会说话的。”他捧起一段岩芯，“你看这纹路，它告诉你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前我们只管砸，哪管它说什么...”
伯颜帖木儿站在井口，听着深处隐约传来的凿岩声。“草原上找水，”他轻声说，“不是到处乱挖。是先看草的长势，听地的声音，问老人的记忆。”顿了顿，“找矿...原来也一样。”
远处传来寺庙的钟声，与凿岩声交织。这座千年老矿，在经历了无数代人的盲目挖掘后，第一次被当作一个有脉络、有呼吸的生命体来对待。而那些刚刚被发现的、深埋地底的银脉，此刻正静静躺在岩芯箱里，像这个古老帝国正在缓慢睁开的、望向大地深处的新眼睛——不再只是贪婪的攫取，而是试图真正理解，这片土地究竟在它的血肉骨骼中，埋藏着怎样未被言说的财富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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