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钢厂办的托儿所，就在厂区边缘一栋相对安静些的平房里，墙上用红漆刷着些简单的儿童画，向阳的窗户敞开着，隐约能听见里面孩子们参差不齐的歌声或啼哭。这是厂里给职工的一项实实在在的福利，解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孩子们早晨送来，下午接走，期间吃喝拉撒、午睡游戏，都有专门的保育员照看，费用全由厂里承担，对何雨柱和冉秋叶这样的家庭来说，是帮了大忙。
这天早晨，阳光正好。冉秋叶一手拎着何晓的小书包——里面装着干净的备用衣裤、手帕，还有一个何雨柱特意塞进去的、用油纸包好的小块枣糕——另一只手牵着何晓。何晓已经两岁多了，虎头虎脑，穿着冉秋叶亲手改小的、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但收拾得干净利落。小家伙对去托儿所已经习惯了，不哭不闹，只是小手紧紧攥着妈妈的手指，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路上遇到的、同样被父母送来的小朋友。
“到了托儿所，要听阿姨的话，跟小朋友好好玩，知道吗？”冉秋叶蹲下身，给儿子整理了一下衣领，柔声嘱咐。
何晓用力点点头，奶声奶气地重复：“听阿姨话，好好玩。” 模样乖巧。
把何晓交给门口笑容和蔼的保育员张阿姨，看着儿子被牵着小手走进去，很快融入了里面已经热闹起来的小人堆里，冉秋叶才轻轻舒了口气。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窗外，隔着玻璃看了一会儿。看到何晓很快被一个彩色皮球吸引，跌跌撞撞地去追，小脸上绽开笑容，她才放下心，转身匆匆往自己任教的小学赶去。作为教师，她自己的工作时间也是分秒必争。
何雨柱这边，食堂早晨的忙碌高峰过后，他能稍微喘口气。惦记着儿子，他有时会借着去后勤仓库核对东西，或者去厂办找李怀德（虽然不情愿，但有时不得不去）签字的机会，“顺路”从托儿所那边的院子外经过。
他不走近，更不会进去。一个膀大腰圆的食堂主任，扎进满是奶娃娃的托儿所，那画面他自己想想都觉得别扭。他通常就站在离窗户还有一段距离的一棵老槐树下，或者假装在旁边的宣传栏前看通知，目光却悄悄投向那扇明亮的窗户。
窗户开得不高，他能看见里面的一部分情景。彩色积木堆成的歪歪扭扭的“房子”，地上铺着干净的旧席子，几个孩子正围坐在一起听保育员讲故事，还有几个在角落的“娃娃家”摆弄着简陋的布娃娃和小锅小勺。他的目光急切地搜寻着，很快就能锁定那个熟悉的小小身影。
有时候，何晓正撅着屁股，专注地试图把一块三角形的积木塞进方形的孔洞里，小眉头拧着，一副不服输的认真劲儿。何雨柱看着，嘴角就不自觉地上扬，心里嘀咕：“嘿，这小子，跟你爸我一样，轴！”
有时候，何晓正和另一个差不多大的孩子为了一个掉了漆的铁皮小汽车“争执”，你拉我拽，小脸都憋红了。何雨柱心里一紧，差点就想冲进去“主持公道”，但最终还是忍住了。他看到保育员及时走过来，温和地分开两个孩子，耐心地说着什么，何晓慢慢松了手，虽然还有点委屈地撇着嘴，但到底没哭出来。何雨柱这才松了口气，又有点骄傲：“还行，不算怂。”
更多的时候，何晓是快乐的。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咿咿呀呀地唱歌，虽然跑调；笨拙地模仿阿姨教的动作；或者只是单纯地在阳光下追着自己的影子跑，笑得见牙不见眼。看到儿子这样无忧无虑，何雨柱心里就觉得无比熨帖，早晨备菜的辛苦、应对各色人等的烦闷，好像都消解了不少。
他知道，自己不能进去。倒不是厂里不允许，而是他明白，小孩子在集体环境里，需要学会独立，适应没有父母时刻在旁的生活。他要是总进去，何晓见了，难免要黏糊，说不定还会哭闹，反而让儿子不好适应，也让保育员为难。他就这样远远地看着，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确认他的小树苗在这片小小的园地里，正健康地、活泼地生长着。
看够了，心里踏实了，何雨柱便收回目光，转身，脚步似乎都轻快了些，重新扎回他那油烟蒸腾、却让他感到无比踏实和富有成就感的食堂后厨。那里是他的战场，而托儿所窗户里那个小小的身影，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和奋斗的动力之一。偶尔，他会跟马华或者方平念叨一句：“我刚才看见我家何晓了，小子又长结实了。” 语气里，是藏不住的、属于父亲的满足和骄傲。
日子不紧不慢地往前挪，转眼就到了贾家心心念念要“定下来”的节骨眼。王媒婆那张能把死人说话的嘴，加上贾张氏锲而不舍的“投资”和棒梗那边反馈的“良好印象”，终于让陈桂芝家里松了口，答应先“定亲”。这在这个年代，尤其是相对保守的普通人家，几乎就等于婚事成了大半，只差最后一道结婚登记的流程了。
定亲这天，选了个礼拜天。贾家屋里难得收拾得齐整，掉了漆的方桌擦得锃亮，上面摆着几个印着红双喜字的搪瓷盘子，里面盛着瓜子、花生，还有一小碟贾张氏咬牙称回来的、裹着廉价糖霜的水果硬糖。最显眼的是两个用红纸盖着的点心匣子，以及一块叠得方方正正、颜色鲜亮的“的确良”布料——这都是按规矩准备的“定礼”。棒梗特意换了身半新的蓝色工装，头发用水抹得服服帖帖，坐在桌边，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和紧张，手脚都不知该往哪儿放。贾张氏更是容光焕发，仿佛已经看到了供销社的货架向她敞开，说话声音都比平时高了八度，里外张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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