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秋叶笑了笑，低声说：“他们也不容易。这大衣暖和是暖和，可也……沉甸甸的。”
年终福利发放名单里，许大茂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领到的也是那套深绿色棉大衣和棉帽。这多少让人有些意外。论级别，他一个放映员，别说中层干部，连个班组长都不是；论技术等级，放电影虽说是个技术活，但在轧钢厂这套体系里，也远远够不上“高级技工”的边儿。
他能拿到这份特殊福利，理由倒也实在——工作需要。厂工会和后勤科给出的说法是：许大茂同志属于外联宣传人员，经常需要携带沉重的放映设备，深入郊县、农村进行革命电影放映工作，路途奔波，条件艰苦，且多在户外夜间作业，防寒保暖保障至关重要。因此，特批其享受与外出技术检修人员同等的劳保待遇。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谁也挑不出毛病。毕竟，许大茂一年到头，确实有大半时间不是在乡下，就是在去乡下的路上。以前蹬着三轮车，后来条件好了些，有时能搭上厂里送货的卡车，但那寒风凛冽的滋味可不好受，尤其是深夜露天放映结束后，收拾设备回程，那真是冻得透心凉。
许大茂领到棉大衣和帽子的时候，那叫一个心花怒放！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冬天出外勤能少受罪，更重要的，是这身行头本身代表的“意义”！在轧钢厂内部，或许大家心知肚明他这福利是怎么来的，但到了外面，尤其是到了那些信息相对闭塞的乡下，这身“干部款”的深绿色棉大衣，可就是身份的绝佳象征！
他把棉大衣小心翼翼地穿在身上，扣上每一颗扣子，又把那顶带绒毛内衬的帽子端端正正戴好，对着工会办公室墙上那面有些模糊的镜子左照右照，感觉自己的身板都挺拔了不少，活脱脱一个“上级派下来的干部”模样。他心里美滋滋地盘算开了。
果然，下一次下乡放电影，许大茂就迫不及待地穿上了他的新“战袍”。到了目的地，往往是某个公社的打谷场或者学校操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急着卸设备、拉幕布，而是先背着手，披着那件挺括的深绿色棉大衣，在场地里踱上几步，接受着老乡们好奇、羡慕的目光洗礼。
等到电影开始前，或者放映间隙换片子的当口，他若是看见有大姑娘小媳妇凑在一起，对着他的新行头指指点点、低声议论，便会故意挺起胸膛，拽一拽大衣前襟，或者扶一扶那厚实的帽檐，用一种看似随意、实则刻意炫耀的语气搭话：
“老乡，看啥呢？没见过这大衣吧？”他故意把“大衣”两个字咬得很重。
那些乡下姑娘媳妇大多淳朴，见他主动搭话，又是从城里大厂来的“放映员同志”，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摇头，或者小声说：“这衣裳……看着可真厚实，真好啊。”
许大茂要的就是这话。他立刻接过话头，声音提高了几分，确保周围人都能听见：“那可不！这可是咱们红星轧钢厂，干部才有资格配发的‘制服’！瞧见这颜色没？深绿，代表咱们工人阶级的坚韧！这面料，这棉花，都是特供的！冬天穿着，甭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雪，里头就一件单褂子，都暖和得跟小火炉似的！”
他边说边用手摩挲着大衣面料，或者拍拍帽子上的绒毛，动作里满是珍视和自豪。有时候，他还会“不经意”地提起：“就我们厂里，那八级钳工易师傅，二车间的刘组长，还有食堂的何主任……他们穿的，跟我这是一模一样！”
乡下人哪里分得清轧钢厂内部的等级差别？更弄不清这福利发放的具体门道。他们只看那大衣厚实挺括的样子，看那帽子精致的内衬，再听许大茂说得如此确凿无疑，还扯上了他们或许听不懂、但感觉很厉害的“八级钳工”、“主任”之类的名头，心下便信了七八分。看向许大茂的眼神，顿时又多了几分敬畏和讨好。
“哎呀，许放映员，原来您还是干部啊？”
“这大厂就是不一样，干部穿的都这么气派！”
“许同志，您辛苦了，大冷天还来给咱放电影，快喝口热水！”
许大茂享受着这种被误读、被高看一眼的滋味，心里别提多舒坦了。他觉得，这身棉大衣简直是他下乡工作的“神器”，不仅能保暖，更能“撑门面”，让他在那些乡下干部和群众面前，说话都更硬气了几分，办事（比如讨要些鸡蛋、蔬菜作为“酬劳”或者换片子时的便利）也似乎更顺畅了。
他甚至觉得，自己这“外联人员”的身份，因为这件大衣，仿佛真的镀上了一层“干部”的金边。回到四合院，他偶尔也会穿着这身大衣在院里晃悠，尤其是在二大爷刘海中面前，似乎想暗示：看，我许大茂如今，也能穿上这“干部服”了！
何雨柱有一回看见许大茂在院里穿着棉大衣显摆，跟邻居吹嘘乡下人如何羡慕他的“干部制服”，心里只觉得好笑。他当然知道许大茂这大衣是怎么来的，也清楚这小子在打什么算盘。他懒得戳穿，只是私下跟冉秋叶嘀咕：“瞧见没？许大茂那小子，一件棉大衣都能穿出花儿来。在厂里屁都不是，到了乡下，倒成了‘许干部’了。这年头，一身皮，有时候比真本事还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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