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卷着哨音，刮过了四九城，转眼就到了年根底下。外面世界“大串联”、“大学习”的浪潮依旧此起彼伏，口号声不时从街头巷尾传来，但红星轧钢厂里，机器的轰鸣却似乎盖过了一切。在李怀德有效的掌控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高调宣传下，厂里的生产任务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因为前期工作组的“折腾”被平息，以及分厂建成后产能的初步释放，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红火”景象。年终报表上的数字，钢铁产量、产值、利润，都超出了上级下达的指标，显得格外亮眼。
这份成绩单，让李怀德在市里的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出尽了风头。他胸戴大红花，从领导手中接过盖着鲜红大印的奖状，对着话筒，慷慨激昂地讲述着轧钢厂工人阶级“排除干扰、大干快上”的“先进事迹”。台下掌声雷动。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这背后离不开他那位老丈人在合适渠道的“润色”与推动，但轧钢厂实实在在的生产数据摆在那里，谁也挑不出硬伤，只能夸一句“李怀德同志确实有办法”。
厂里成绩好，职工们的年终福利也跟着水涨船高，比往年丰厚了不少。
腊月二十左右，厂工会和后勤科就开始忙碌起来，大卡车拉着一车车的福利品驶进厂区。今年的福利，普及面很广。正式职工，不论工种岗位，每人一块增量的香皂、一袋宝贵的洗衣粉、一个印着红双喜字或者毛主席语录的崭新铁壳暖水瓶。就连食堂的临时帮工、车间的学徒工，也都领到了足额足份的一份，这让那些平日里总觉得低人一等的边缘工人们喜出望外，对厂子多了不少归属感。
然而，福利的发放，也隐隐体现着等级的差异。除了这些“阳光普照”的物件，还有一份更实在、也更显身份的“特殊福利”，只发放给中层以上干部、高级工程师、八级钳工等技术大拿，以及像何雨柱、马华（作为分厂食堂负责人，也享受分厂中层待遇）这类关键岗位的负责人。
这份特殊福利，是一件厚实簇新的深绿色棉大衣，外加一顶同色系、带着厚厚绒毛内衬的棉帽子。
这可不是普通的劳保用品。棉大衣用的是扎实的卡其布面，内里絮着蓬松暖和的新棉花，裁剪合体，穿上身立刻显得人身板挺括，精气神都不一样。那帽子更是暖和，绒毛柔软，能把耳朵和脖子严严实实地护住，再也不怕凛冽的北风。
发放那天，小礼堂里熙熙攘攘。领到棉大衣和帽子的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含蓄的喜悦和自豪。这不仅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厂里对你贡献和地位的认可。
何雨柱领到了属于他的那份。他摸着那厚实的面料，心里也挺高兴。这下冬天骑车上下班，接送秋叶和孩子出门，可就暖和多了。马华也领到了，小伙子抱着棉大衣，笑得合不拢嘴，这对他来说，更是意义非凡，象征着他在分厂真正站稳了脚跟。
而四合院里，领到这特殊福利的，自然是一大爷易中海和二大爷刘海中。易中海是厂里屈指可数的八级钳工，技术权威；刘海中虽是小组长，但好歹也算个“干部”，又赶上这次福利标准放宽，竟也蹭上了一件。
当天傍晚，两人几乎是前后脚穿着新棉大衣、戴着新棉帽子回到院里的。那深绿色在冬日灰蒙蒙的院落里显得格外扎眼。
易中海穿着，身板似乎更直了些，但脸上依旧是那副沉稳的表情，只是嘴角的线条比平日柔和了一点。他背着手在院里走了两圈，跟邻居们打着招呼，别人问起这新大衣，他只淡淡地说：“厂里发的，工作需要。”
刘海中可就高调多了。他特意把棉大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帽子戴得端端正正，挺着肚子，在院里踱着方步，遇到人便停下，扯扯大衣的前襟，或者扶扶帽檐，仿佛不经意地炫耀：“啊，今年厂里对咱们骨干的关怀，还是到位的。这大衣，厚实！帽子，暖和！说明厂领导心里，是装着咱们这些老同志的！”
果然如预料的那样，自从穿上这身棉大衣，易中海和刘海中就几乎没再脱下来过。白天在厂里穿着，晚上回家也穿着，甚至在屋里坐着，也常常裹着。倒不是他们真觉得屋里冷到那份上，而是一种微妙的心理——脱下来，就感觉那象征着身份和认可的“光环”也随之褪去了，仿佛又变回了普通的、会被冷风吹透的老年人。 那棉大衣和帽子，成了他们在这个动荡年代里，为数不多的、可以真真正正触摸到的、来自体制的肯定与保护层。穿着它们，走在院里，似乎腰杆能更硬些，说话底气也能更足些，连带着之前因为“名额”闹剧带来的些许尴尬，都被这温暖的包裹感冲淡了不少。
何雨柱下班回来，看见易中海穿着棉大衣在自家门口扫雪，刘海中穿着棉大衣在中院指挥儿子倒垃圾，心里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理解。他进屋脱下自己的棉大衣，小心地挂好，对正在哄孩子的冉秋叶说：“瞧见没？一大爷和二大爷那棉大衣，算是焊在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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