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燥热尚未完全褪去，七月的蝉鸣已经迫不及待地占据了四九城的枝头。然而，这个夏天最让人心绪不宁的，并非这恼人的暑气，而是一股从最高层发出、经由无数高音喇叭和红色标语放大、最终如同无形的潮水般涌进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大院的时代强音——“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这些口号，对于被圈在四合院里的半大孩子们来说，不啻于一道划破沉闷夜空的闪电，照亮了一条充满浪漫想象的出走之路。
在中院那棵老槐树的浓荫下，以往这里是孩子们弹玻璃球、拍洋画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他们秘密的“远征军指挥部”。核心人物自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棒梗。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边角卷起、印着模糊字迹的旧中国地图，用从学校偷来的半截粉笔，在上面兴奋地画着圈。
“我看就去这儿！内蒙古大草原！”棒梗的手指戳在地图上方那片辽阔的绿色区域，眼睛发光，“你们想想，骑着马，放着羊，天蓝得跟水洗过似的，晚上睡在蒙古包里，抬头就能看见星星！比咱这破院子敞亮多了！”他唾沫横飞地描述着，仿佛自己已经是个套马的汉子。
旁边刘家老二刘光福推了推眼镜，他年纪稍小，性格也更懦弱些，小声质疑道：“哥，我听说那边冬天能冻掉耳朵，而且……而且还得吃羊肉，膻得很……”
“你懂个屁！”棒梗不屑地打断他，“那叫豪迈！天天窝在家里吃棒子面粥就叫好了？再说了，人家牧民也吃炒米、喝奶茶，不比咱这强？”
闫家老三闫解娣是个小姑娘，心思更细腻些，她托着腮帮子，眼神飘向南方：“我听说云南才好呢，四季如春，到处都是花，种什么长什么，香蕉、菠萝，满地都是！”她脑海里浮现的是电影里看到的南国风光，完全忽略了亚热带丛林里的蚊虫瘴气。
就连一向文静、刚刚中学毕业的刘晓娟，听着伙伴们热烈的讨论，心里也像被羽毛轻轻搔着，泛起层层涟漪。她坐在稍远一点的石凳上，没有参与讨论，但耳朵却竖得高高的。学校已经停课，毕业等于失业，整天待在家里，看着哥哥嫂子忙碌，她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去农村，虽然听起来陌生而艰苦，但那“大有作为”的口号，以及能够离开家、真正独立生活的可能性，对她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她想象着自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在田野里劳动，在油灯下学习，那该是一幅多么充满革命激情又纯粹的画面。
对他们而言，农村是一个被理想化的、用来对抗平庸现实和家庭束缚的“乌托邦”。那里没有父母的唠叨，没有老师的管束，没有院里鸡毛蒜皮的争吵，有的是无垠的天地、自由的气息和“干一番事业”的宏伟抱负。这种由官方宣传和青春叛逆共同催生出的幻想，像一剂迷幻药，让他们对即将面临的真实艰辛视而不见。
与孩子们浪漫的憧憬形成尖锐对比的，是院里家长们普遍弥漫的焦虑和恐慌。这些大多从旧社会熬过来、经历过战乱、饥荒和无数动荡的大人们，拥有着一种基于生存本能的历史直觉。他们太清楚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绝不是一句空话。
易中海家。晚饭的饭桌上气氛沉闷。一大妈看着心事重重的易中海，叹了口气：“他一大爷，外面这风越刮越邪乎，咱们院里这几个半大小子，怕是要留不住了。”
易中海放下筷子，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作为院里的一大爷，考虑得更多。“留不住也得想办法留！孩子们懂什么？他们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农村那地方，是好待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也未必能挣够口粮！生病了怎么办？受欺负了怎么办？山高皇帝远，家里想照应都够不着！”他的声音低沉而严肃，“一家人在一起，穷点、累点，好歹有个照应，心里踏实。真要把孩子送到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就是把风筝线撅折了，往后是福是祸，全靠老天爷了！”
刘海中家。二大爷虽然因为丢了厂里的官职而颓唐了一阵，但在关乎儿子前程的大事上，他那点官迷心思又活络起来。“光天、光福，我告诉你们，少跟棒梗那小子瞎混！他那是作死！你们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我想办法！”刘海中挺着肚子，在家里踱步，“去农村？那是没出息的人才走的路！咱们老刘家的孩子，就得在城里，进工厂，当工人，那才是正道！”他心里盘算着，无论如何得保住两个儿子的城市户口，这是根基。
贾家。矛盾最为突出。秦淮茹忧心忡忡地看着又在收拾他那几件破宝贝、准备溜出门的棒梗，忍不住拉住他：“棒梗，妈求你了，最近别往外跑了，安生在家待几天行不行？”
棒梗不耐烦地甩开她的手：“待家里干嘛？发霉啊？外面多热闹！我们这是在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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