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宴那日，天公作美。
连着阴了好几日的天忽然开了，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杞县城里城外还是那副模样——灾民蜷在墙根底下，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县太爷家门口是另一番光景。
苏家的宅子在城东，三进三出的大院子，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油漆的大门锃亮，门楣上挂着红绸，两边贴着寿字，金灿灿的，晃得人眼睛疼。门口停着好几顶轿子，还有驴车、马车，把半条街都堵满了。几个穿着干净衣裳的小厮在门口迎客，见了人就弯腰行礼，嘴里喊着“里边请里边请”，声音又脆又亮。
李信准时赴约，他换了一身干净的青布直裰，头发束得整整齐齐，出门的时候妻子站在门口送他，没说什么，只是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话，但没说出口。
苏京亲自站在门口迎客，他穿了一身石青色的圆领袍，头上戴着忠靖冠，脚踩皂靴，脸上挂着笑，见谁都是一副热络的模样。他今年五十不到的年纪，保养得好，脸上没什么皱纹，只是肚子大了些，圆滚滚地撑在袍子底下，腰间的带子勒得有些吃力。
李信走近了，才看清门口站着的那几个人。
头一个他认识，是城东的大地主王世仁，王家在杞县有三千多亩地，城里的铺面也有好几间，算是杞县数得着的大户。王世仁穿着一身酱色的绸袍子，挺着肚子站在那里，跟苏京说着什么，两个人笑得都很大声。
旁边站着的几个人，李信也面熟。一个是县衙门的师爷姓周，瘦高个儿，留着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手里捏着一把折扇，大冬天的也不见收起来。一个是城北米店的赵老板，胖墩墩的，满脸油光，见谁都笑眯眯的，像一尊弥勒佛。还有一个是城里当铺的钱掌柜，瘦小枯干，缩在众人后面，不怎么说话，但眼睛一直在转，把在场的每个人都打量了一遍。
还有一个人，李信一眼就认出来了——他的同窗，郭秀才。
郭秀才名叫郭维经，跟李信同年中的秀才，家里有八百多亩地，比李信少一些，但在杞县也算是殷实人家。他穿着一件半新的青袍，站在人群外面，不怎么往前凑。
李信走上前去，先跟苏京打了个招呼。
“苏老爷。”李信拱了拱手，脸上带着笑。
苏京转过头来，看见李信，笑容又大了些，但那个“大”不太对——不是见了亲近之人的那种大，是见了该见的人、说了该说的话之后的那种大，嘴角的弧度刚刚好，不多不少，客气得恰到好处。
“李公子来了，”苏京的声音不高不低：“里边请，里边请。今天人多，照顾不周，公子多担待。”
“苏老爷客气了。”李信又拱了拱手，没多说。
管家在一旁摆着桌子收礼金，桌上铺着红布，摆着笔墨纸砚，一个账房先生坐在后面，手边摊着一本厚厚的礼簿，毛笔搁在砚台上，墨是新磨的，浓浓的，散发着松烟的香气。
李信走过去，从袖子里摸出一封银子，放在桌上。
账房先生提笔问：“公子的名讳是？”
“李信。”
账房先生低下头，在礼簿上写了“李信”两个字，后面注了礼金的数目，没念出声，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了两下，就收了。
李信转过身，郭秀才已经走到了他旁边。
“子固。”郭秀才叫了他的字，拱了拱手。
“次耕。”李信也拱了拱手。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什么也没说，一起往里走。
苏家的院子确实大。进了大门是前院，铺着青砖，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棵老槐树种在院子中间，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冠光秃秃的，还没发芽，但枝枝丫丫地伸展着，在蓝天上勾出一幅疏疏落落的画。院子里摆了几十张桌子，铺着红桌布，每张桌子上都摆着瓜子花生糖果点心，茶水热气腾腾地冒着白烟，丫鬟小厮端着托盘穿梭在桌间，忙得脚不沾地。
已经来了不少人。
李信扫了一眼，认识的、面熟的、听说过没见过面的，加起来少说也有四五十号。城东的王世仁他已经见过了，城南的李家来了人，城西的赵家来了人，北街的当铺、南街的布庄、东街的粮行，都有代表在。县衙门的几个主簿、典吏也来了，穿着公服，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但眼睛一直在看。
还有几张面孔李信不太熟，但从打扮和做派来看，不像是正经商人。有的穿着绸缎，但坐没坐相，翘着腿嗑瓜子，瓜子壳吐了一地；有的脸上带着横肉，笑起来皮笑肉不笑，眼神刀子似的，刮在人身上不舒服。李信心里有数——这是“黑道”上的人。苏京在杞县当了这么多年县令，黑白两道都要打交道。
李信和郭秀才找了一张靠边的桌子坐下。
桌子不大，能坐六个人，这会儿只有他们俩。桌上摆着四碟点心——桂花糕、绿豆糕、芝麻糖、花生酥——还有一壶茶，茶杯扣在托盘上，白瓷的，干干净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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