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李信刚换好衣裳准备出门,门房就领了一个小厮进来。
那小厮穿着一身半新的青布直裰,腰间系着一条黑布带子,脚踩皂靴,手里捧着一张大红请帖,见了李信便弯腰行礼,笑嘻嘻地道:“李公子,小的给您请安了,我家老爷说了,后日是他老人家的七十大寿,特命小的来给公子送请帖,请公子务必赏光。”
李信接过请帖,翻开一看——是县太爷苏京父亲的寿宴。
帖子写得很正式,措辞客气得很,什么“恭请光临”“蓬荜生辉”之类的话写了一大篇,末尾落着苏京的名字,还盖了一方私印。
李信把请帖合上,对那小厮笑道:“回去替我谢过苏老爷,后日我一定到。”
小厮应了一声,又行了个礼,转身走了。
李信站在门口,看着那小厮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低头又看了一眼手里的请帖,大红洒金的纸面,在晨光里晃得人眼睛疼,他把请帖揣进袖子里,迈步出了门。
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一些,云层薄了,透出些淡蓝色的天光,街上的灾民还是那么多,蜷在屋檐底下,缩在墙根旁边,和昨天一模一样,像是被人复制了一遍,又粘贴到了同一个地方。李信低着头走得很快,脑子里头转着别的事。
苏京这个人,他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
苏京是崇祯初年中的举人,后来选官到了杞县,一做就是六七年,论年纪,今年也快五十了,在这个位子上蹉跎了这么多年,估摸着心里也清楚自己升不上去了。所以这几年做事越来越不像话——明面上还是那个堂堂正正的县太爷,暗地里跟城里的米店、当铺、粮商勾勾搭搭,不清不楚。光是李信知道的,跟苏京有往来的商户就不下七八家,逢年过节送礼拜寿,那是常事。
李信自己也被“点”过。
今年正月,苏京托人带话过来,说县里缺粮,让他把家里的存粮卖给县里的米店,说是“平抑粮价,赈济灾民”。李信当时就听出了话里的意思——不是县里缺粮,是米店缺粮;不是赈济灾民,是米店的老板们想囤积居奇。
李信装傻充愣,打着哈哈混过去了,粮食一粒没卖。
可他知道,这事儿没完,苏京嘴上不说,心里头记着呢。
这次办寿宴,恐怕没那么简单。
李信一边走,一边盘算。今年是灾年,县里的常平仓早就空了——前些年开仓放粮,放的比收的多,仓底子都快扫干净了。苏京自己也清楚,县里拿不出多少粮食来赈灾,所以他对城里的士绅施粥这事儿,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代表他高兴。你李信在城门口施粥,灾民们喊你“李公子”“李大善人”,那县太爷的脸往哪儿搁?
办寿宴这事儿,放在太平年景,不算什么。士绅们凑份子,县太爷收礼,大家脸上都有光。可今年是灾年,城外头饿殍遍野,城里头却要大张旗鼓地办寿宴——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苏京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可他还是要办,那就说明他不在乎了,一个不在乎名声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李信想到这里,脚步微微顿了一下,摸了摸袖子里的请帖,硬硬的,硌着手腕。
他必须去,苏京是县令,在杞县就是百里侯,他一个秀才,一个小地主,拿什么跟人家硬碰?去了,顶多是破财消灾;不去,那就是给脸不要脸。到时候苏京随便找个由头,把他往大牢里一关,他那一千亩地、他那个家就全完了。
想到这里,李信忽然有些烦躁。
他加快了脚步,往城东的方向走去。施粥的摊子还在老地方,仆人们已经到了,锅已经架上了,水已经烧上了,米已经下锅了。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缝隙里冒出来,在清晨的冷空气里翻涌着,散开,又聚拢。
李信站在锅前,看着那翻滚的粥汤,脑子里还在想着寿宴的事。
他忽然想起昨天那个婴儿,那个婴儿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人管他,但他李信管了,可他自己呢?在这杞县,他李信又算什么东西?一个有点地、有点粮、有点名声的小地主,上面有县令,有知府,有巡抚,有总督,有内阁,有皇帝。一层一层,每一层都能压死他。
他舀起一勺粥,倒进一个伸过来的碗里。
粥很烫,热气扑在脸上,模糊了他的视线。
晚上,李信从街上回来,把请帖往桌上一放,妻子拿起来看了一眼,眉头就皱起来了。
“苏老爷的父亲过寿?”她把请帖放下,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安:“这当口办寿宴,是什么意思?”
李信在椅子上坐下来,端起茶壶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没急着答。
妻子坐在他对面,两只手搁在桌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请帖的边缘,红色的洒金纸在她指尖转了一圈又一圈。
“你别去了。”她忽然说。
李信抬起头看她。
“我说你别去了。”
妻子的声音比刚才急了一些:“这明摆着不是好事,你在城门口施粥,灾民们都念你的好,他心里头能舒服?他早不办寿晚不办寿,偏这时候办,偏还给你下了请帖——你去干什么?去送银子,还是去挨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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