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李信刚换好衣裳准备出门，门房就领了一个小厮进来。
那小厮穿着一身半新的青布直裰，腰间系着一条黑布带子，脚踩皂靴，手里捧着一张大红请帖，见了李信便弯腰行礼，笑嘻嘻地道：“李公子，小的给您请安了，我家老爷说了，后日是他老人家的七十大寿，特命小的来给公子送请帖，请公子务必赏光。”
李信接过请帖，翻开一看——是县太爷苏京父亲的寿宴。
帖子写得很正式，措辞客气得很，什么“恭请光临”“蓬荜生辉”之类的话写了一大篇，末尾落着苏京的名字，还盖了一方私印。
李信把请帖合上，对那小厮笑道：“回去替我谢过苏老爷，后日我一定到。”
小厮应了一声，又行了个礼，转身走了。
李信站在门口，看着那小厮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低头又看了一眼手里的请帖，大红洒金的纸面，在晨光里晃得人眼睛疼，他把请帖揣进袖子里，迈步出了门。
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一些，云层薄了，透出些淡蓝色的天光，街上的灾民还是那么多，蜷在屋檐底下，缩在墙根旁边，和昨天一模一样，像是被人复制了一遍，又粘贴到了同一个地方。李信低着头走得很快，脑子里头转着别的事。
苏京这个人，他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
苏京是崇祯初年中的举人，后来选官到了杞县，一做就是六七年，论年纪，今年也快五十了，在这个位子上蹉跎了这么多年，估摸着心里也清楚自己升不上去了。所以这几年做事越来越不像话——明面上还是那个堂堂正正的县太爷，暗地里跟城里的米店、当铺、粮商勾勾搭搭，不清不楚。光是李信知道的，跟苏京有往来的商户就不下七八家，逢年过节送礼拜寿，那是常事。
李信自己也被“点”过。
今年正月，苏京托人带话过来，说县里缺粮，让他把家里的存粮卖给县里的米店，说是“平抑粮价，赈济灾民”。李信当时就听出了话里的意思——不是县里缺粮，是米店缺粮；不是赈济灾民，是米店的老板们想囤积居奇。
李信装傻充愣，打着哈哈混过去了，粮食一粒没卖。
可他知道，这事儿没完，苏京嘴上不说，心里头记着呢。
这次办寿宴，恐怕没那么简单。
李信一边走，一边盘算。今年是灾年，县里的常平仓早就空了——前些年开仓放粮，放的比收的多，仓底子都快扫干净了。苏京自己也清楚，县里拿不出多少粮食来赈灾，所以他对城里的士绅施粥这事儿，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代表他高兴。你李信在城门口施粥，灾民们喊你“李公子”“李大善人”，那县太爷的脸往哪儿搁？
办寿宴这事儿，放在太平年景，不算什么。士绅们凑份子，县太爷收礼，大家脸上都有光。可今年是灾年，城外头饿殍遍野，城里头却要大张旗鼓地办寿宴——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苏京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可他还是要办，那就说明他不在乎了，一个不在乎名声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李信想到这里，脚步微微顿了一下，摸了摸袖子里的请帖，硬硬的，硌着手腕。
他必须去，苏京是县令，在杞县就是百里侯，他一个秀才，一个小地主，拿什么跟人家硬碰？去了，顶多是破财消灾；不去，那就是给脸不要脸。到时候苏京随便找个由头，把他往大牢里一关，他那一千亩地、他那个家就全完了。
想到这里，李信忽然有些烦躁。
他加快了脚步，往城东的方向走去。施粥的摊子还在老地方，仆人们已经到了，锅已经架上了，水已经烧上了，米已经下锅了。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缝隙里冒出来，在清晨的冷空气里翻涌着，散开，又聚拢。
李信站在锅前，看着那翻滚的粥汤，脑子里还在想着寿宴的事。
他忽然想起昨天那个婴儿，那个婴儿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人管他，但他李信管了，可他自己呢？在这杞县，他李信又算什么东西？一个有点地、有点粮、有点名声的小地主，上面有县令，有知府，有巡抚，有总督，有内阁，有皇帝。一层一层，每一层都能压死他。
他舀起一勺粥，倒进一个伸过来的碗里。
粥很烫，热气扑在脸上，模糊了他的视线。
晚上，李信从街上回来，把请帖往桌上一放，妻子拿起来看了一眼，眉头就皱起来了。
“苏老爷的父亲过寿？”她把请帖放下，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安：“这当口办寿宴，是什么意思？”
李信在椅子上坐下来，端起茶壶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没急着答。
妻子坐在他对面，两只手搁在桌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请帖的边缘，红色的洒金纸在她指尖转了一圈又一圈。
“你别去了。”她忽然说。
李信抬起头看她。
“我说你别去了。”
妻子的声音比刚才急了一些：“这明摆着不是好事，你在城门口施粥，灾民们都念你的好，他心里头能舒服？他早不办寿晚不办寿，偏这时候办，偏还给你下了请帖——你去干什么？去送银子，还是去挨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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