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还没亮透,李信就醒了。
窗纸上是灰蒙蒙的光,分不清是天亮了还是昨夜的月光还没散尽。院子里有鸟叫,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吵什么。
他翻身坐起来,妻子也醒了,正侧身躺在枕头上,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他。
“吵醒你了?”李信问。
妻子没答,慢慢坐起来,拢了拢散下来的头发,打了个哈欠。
隔壁房间里传来儿子的声音——李伯贤也醒了,正跟丫鬟说话,奶声奶气的,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语气里带着一股子兴奋,像是知道今天要出门,高兴得比平时早起了大半个时辰。
一家人洗漱完毕,在正堂吃了早饭。
李信吃得快,三两口扒完一碗粥,又掰了半个馒头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一边嚼一边站起来。
“我先走了。”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从桌上拿起帽子扣在头上,转身往外走。
“等等。”妻子叫住他,走过来帮他整了整衣领,又把他帽子歪了的那一边正了正:“施粥就施粥,别把自己弄得太邋遢。”
李信笑了一下,转身出了门。
妻子带着李伯贤随后也出了门,李伯贤今年九岁,生得白白净净的,穿着一件青色的棉袍,头发束得整整齐齐,跟在母亲身后,步子迈得很大,恨不得一步跨到庙里去。
“娘,宝通寺远不远?”他问。
“十里地。”
“十里地是多远?”
“走一个多时辰就到了。”
“那咱们能不能坐车?”
“坐车颠得慌,走着去才诚心。”
李伯贤撇了撇嘴,没再问了。
李信和妻子在巷口分了手,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妻子牵着儿子的手,沿着石板路往西城门的方向走,丫鬟跟在后面,手里挎着一个竹篮子,里头装着香烛和供果。
李信领着几个仆人往东城门走,那边是施粥的地方。
越往东城门走,路上的灾民越多。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三三两两的,蜷在屋檐底下,缩成一团,身上的破棉袄裹得紧紧的,只露出一张脸,灰扑扑的,分不清是活人还是死人。
走到东大街的时候,人就开始多了起来,街两边坐满了人,有的靠着墙根打盹,有的蹲在地上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有的抱着孩子坐在台阶上,孩子的哭声尖利刺耳,像是刀子划过铁锅。
李信低着头走得很快,他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每看一眼,心里头就多一份沉,这些人他救不了,他谁也救不了,他能做的就是在城门口支两口锅,每天熬两锅稀粥,让这些人不至于饿死,可那两锅粥够干什么的?几百个人分,每个人只能分到一碗,喝下去顶两个时辰,两个时辰之后又饿了,明天再来,再喝一碗,后天再来,大后天再来,周而复始,没有尽头。
转过一个街口,李信忽然停下了脚步。
有婴儿的哭声。
不是那种饿了或者尿了的哭,是那种声嘶力竭的、哭到嗓子已经哑了的、像是要把肺里的空气全部挤出来的哭,哭声从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尖细的,断断续续的,像是在跟什么东西搏斗。
李信循着哭声看过去。
前面巷口,一个女人靠墙坐着,她穿着一件灰褐色的单衣,头上包着一条旧头巾,怀里抱着一个襁褓,婴儿的哭声就是从那个襁褓里传出来的,女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后背靠着巷子的墙壁,头微微歪向一边,像是睡着了。
可她的脸色不对。
那不是睡着了的脸色,睡着的人脸上有活气,哪怕再累再困,皮肤底下还是有那么一点红润在流动,可这个女人的脸是灰白色的,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抽走了所有的颜色,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蜡像一样。
她怀里的婴儿还在哭,哭得浑身发抖,小小的拳头从襁褓里伸出来,在空中胡乱地抓着,女人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李信心里头咯噔了一下。
“去一个人看看。”他对身后的仆人说。
一个年轻仆人跑过去,弯腰看了一眼,伸手探了探女人的鼻息,他的手僵在那里,停了好几息才缩回来,他转过身,看着李信,摇了摇头,嘴唇动了动,声音很低,但李信听得清清楚楚。
“公子,人没了。”
李信站在原地,没有说话。
仆人们都停下了脚步,几个人站在那里,看着巷口那个女人和她怀里的婴儿,没有人说话。
风从街那头吹过来,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是土腥味,还是别的什么味道,李信分不清。
他走过去,蹲下来,看了一眼那个女人。
二十来岁的年纪,脸上还有一点没褪尽的年轻的样子。眉毛细细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安静地贴在眼睑上,她的手还搭在襁褓上,手指微微蜷着,像是临死之前还在护着怀里的孩子。
婴儿还在哭,那是一个很小的婴儿,看上去不过两三个月大,脸皱巴巴的,红彤彤的,嘴张得很大,嗓子里头发出那种细碎的、沙哑的声音,襁褓已经湿透了,布料上洇着一圈一圈的水渍,颜色深浅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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