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8日，昆明市官渡区的春天带着亚热带的湿热，盘龙江的水汽裹着满城的蓝花楹香，却驱不散张建国心头的阴霾。他站在织布营小区的单元楼下，警服后背已被汗水浸出浅痕，手里攥着云南警方发来的协查函，函件上“2012年吴芳被杀案”的字样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指尖发麻——这是第九起与白银系列案手法相似的案件，现场留下的42码胶鞋鞋印、与张强DNA片段重合的毛发，像两条毒蛇，在他心头盘踞。
“张队，吴芳当年就住在2楼201室，现在租给了外来务工人员，我们已经联系租客暂时搬出去，保留了部分现场痕迹。”昆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李伟队长递过来一瓶冰镇矿泉水，声音里带着焦急，“2012年案发时，我们提取了胶鞋鞋印和毛发，可胶鞋是工地常见的劳保款，全市的建筑工人几乎人手一双；毛发DNA只测出部分片段，直到上个月跟全国库比对，才发现跟张强的DNA有15%的重合度，省厅立刻就把协查函发去白银了。”
张建国接过矿泉水，冰凉的瓶身贴着掌心，稍微缓解了湿热带来的烦躁。他跟着李伟上楼，楼梯间里弥漫着租客做饭的油烟味和潮湿的霉味，墙壁上的涂鸦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与成都的温润、哈尔滨的凛冽不同，昆明的湿热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得人有些喘不过气。201室的门打开时，一股混合着灰尘和汗味的气息扑面而来，房间里的家具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墙角堆着几个装满杂物的纸箱。
李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塑封的现场照片，贴在客厅的白墙上——照片里，吴芳倒在卧室的地板上，身上穿着灰色的工装，颈部的伤口深可见骨，暗红色的血迹在浅色地板上凝固成块；床头柜被翻得乱七八糟，里面的衣物撒了一地，旁边的地板上，留着一枚清晰的42码胶鞋鞋印，鞋印边缘沾着一点深褐色的泥土，还夹杂着几根细小的水泥碎屑，像是从建筑工地带回来的。
“这双胶鞋是‘双星’牌的劳保款，黑色鞋面，橡胶鞋底，防滑纹路很深，当年在昆明的建筑工地、五金店都能买到，很难精准溯源。”李伟指着照片里的鞋印，“我们在鞋印旁边还发现了几根深色毛发，还有一点白色的粉末，检测后确定是水泥粉，应该是凶手在建筑工地工作时沾到的。”
水泥粉？建筑工地？张建国心里一动。他蹲下身，看着照片里的水泥碎屑和毛发，手指在茶几上比划：“吴芳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案发前有没有去过建筑工地，或者跟建筑工人接触过、发生过矛盾？”
“吴芳当时在附近的‘云滇制衣厂’当裁剪工，主要负责裁剪服装面料，每天都是两点一线，从家到工厂，很少去其他地方。”李伟从案卷里抽出一份询问笔录，递给张建国，“她的同事说，吴芳性格很直爽，有点泼辣，平时跟人相处得还不错，就是案发前半个月，总说有人跟踪她，那个人穿蓝色的工装，戴黄色的安全帽，总在工厂门口转悠，还问她认不认识一个‘甘肃来的张哥’，吴芳说不认识，那个人还不依不饶，追问她是不是知道2011年成都的杀人案。”
甘肃来的张哥？张建国的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张强是甘肃会宁人，2011年在成都作案，正好符合“甘肃来的张哥”这个描述。这说明，吴芳案的凶手不仅认识张强，还知道成都的案子，很可能是张强的同乡或同伙，一直在模仿他的作案手法。
“查2012年前后从甘肃来昆明的务工人员，特别是42码脚、有‘双星’牌劳保胶鞋、在建筑工地工作过的，重点查有没有跟张强有过联系的。”张建国立刻安排，“另外，查‘云滇制衣厂’附近的建筑工地，看看2012年有没有甘肃籍的建筑工人，再排查附近的五金店，找卖出过同款胶鞋的商家。”
接下来的六天，张建国和李伟的团队分成三组，一组走访昆明的建筑工地和制衣厂，排查甘肃籍务工人员；二组调查现场水泥碎屑的成分，比对周边建筑工地的水泥型号；三组则调取张强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寻找他与昆明人员的关联。4月14日下午，第一组传来消息：2012年在“云滇制衣厂”附近的“春城花园”建筑工地打工的，有一个叫王浩的甘肃会宁人，48岁，2013年张强被抓后就从工地辞职，现在在西山区的一家废品回收站工作。更关键的是，王浩是张强的同乡，两人2011年在成都一起待过半年，还一起在废品回收站打过工。
“王浩！”张建国立刻让技术科调取王浩的户籍信息，照片里的男人身材魁梧，脸上有一道深疤，眼神凶狠，与吴芳同事描述的“跟踪者”高度吻合。“查王浩现在的住址，看看他有没有‘双星’牌劳保胶鞋，重点查他2012年的活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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