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还没歇，刑警队办公室的灯亮到了后半夜。陆野指尖夹着那张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单，纸张边缘被指尖磨得发毛，目光死死钉在9月12日那笔标注“货款”的转账记录上——金额58万，付款方是罗大美的个人账户，收款方备注是“余某生”。
“余某生，全名叫余金生，42岁，做美妆供应链起家，三年前跟罗大美有过合作，就是小周说的那批面膜。”小李把一份档案袋放在桌上，抽出里面的资料，“我们查了余金生的底细，他最近半年欠了不少债，光高利贷就有30多万，还被供货商起诉过两次，账户里只剩几千块钱，上周刚把名下的车抵押了。”
陆野拿起余金生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留着寸头，脖子上戴着一条粗金链，嘴角勾着笑，眼神却透着股算计的冷意——跟王老爷子描述的“余哥”一模一样。“58万货款，罗大美为什么转给一个负债累累的人？”他手指敲了敲流水单，“查这笔钱的去向，还有余金生最近的通话记录，特别是9月17日当天。”
小李刚要起身，技术科的同事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检测报告：“陆队，红薯窖里发现的血迹确认是罗大美的，还有那块碎布料，跟他衣架上那件孔雀蓝亮片旗袍的材质完全一致。另外，我们在红薯窖底部的泥土里，提取到了三枚不同的鞋印，其中一枚，跟余金生抵押车辆时留下的鞋印模板，纹路重合度92%。”
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沉了下来。陆野捏着报告的手指紧了紧，指节泛白：“另外两枚鞋印呢？”
“一枚是女式高跟鞋的印子，品牌是某轻奢款，查了销售记录，最近三个月本市只有12个人买过，其中一个叫沙玉姣，是余金生的情人，无业，经常跟余金生一起出入；另一枚是男式运动鞋，尺码42，我们还在比对数据库，但根据鞋底的磨损程度，应该是经常走土路的人。”
“沙玉姣……”陆野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名字，“立刻去查沙玉姣的行踪，还有余金生9月17日之后的去向，他不可能凭空消失。”
与此同时，罗大美的姐姐罗丽匆匆赶到刑警队，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眼睛红肿，声音带着哭腔：“警察同志，这是我今天在大美公寓里找到的，他平时把重要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
陆野接过信封，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叠合同和几张纸条。最上面的一张纸条是罗大美手写的，字迹清秀，写着“余金生欠货款32万，约定9月15日前还，若不还，走法律程序”，日期是8月28日。下面还压着一份合作协议，是罗大美和余金生今年7月签的，协议里写着罗大美预付58万货款，余金生负责提供一批进口美妆产品，交货时间是9月10日。
“预付58万，余金生没交货？”陆野抬头问罗丽。
罗丽点点头，抹了把眼泪：“大美跟我提过，说余金生拖着不交货，也不退款，他本来打算9月18日去法院起诉的。9月15号那天，大美还跟我打电话，说余金生找他谈，说愿意先还10万，让他再宽限几天，大美心软，就答应了……没想到，才过了两天，他就……”
话没说完，罗丽就哭出了声。陆野看着那张手写的纸条，心里的线索突然串了起来：余金生欠着高利贷，又拿了罗大美的58万货款不交货，罗大美要起诉他——对余金生来说，罗大美就是个“麻烦”，只要罗大美消失，这笔58万的货款，还有他欠的32万，就都不用还了。
“9月17日当天，余金生给罗大美打电话，说谈合作，其实是想骗他出来，解决这个‘麻烦’。”陆野放下纸条，“小李，查余金生和沙玉姣的通话记录，看看9月17日之后，他们跟谁联系过，特别是有没有往外地打电话，或者订过车票、酒店。”
凌晨一点，小李拿着新的调查结果跑进来：“陆队，有发现！余金生9月17日下午三点多，给一个叫杨恒的男人打过电话，杨恒是余金生的发小，在郊区开了个废品回收站，平时经常帮余金生跑腿，而且他穿的运动鞋，就是42码的！我们还查了沙玉姣的账户，9月18日早上，她的账户里突然多了12万，是从一个匿名账户转过来的，而这个匿名账户的开户人，之前跟余金生有过高利贷往来！”
“杨恒……”陆野在余金生的档案里翻出杨恒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身材瘦高，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老实巴交，跟“废品回收站老板”的身份很搭——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很可能是帮余金生埋尸的同伙。
“余金生、沙玉姣、杨恒，三个人，正好对应红薯窖里的三枚鞋印。”陆野站起身，抓起外套，“走，去郊区废品回收站，找杨恒！”
警车在雨夜里疾驰，窗外的路灯飞速后退，像一道道模糊的光带。陆野看着窗外的雨，想起红薯窖里那枚刻着“美”字的耳钉，想起罗大美手写纸条上的字迹，心里的火气越来越盛——一个信任朋友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就这样被所谓的“朋友”算计，最后可能连性命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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