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带着专案组赶到东莞时，晨雾还没散，国道旁的早点摊飘着油条的香气，和三亚咸湿的海风截然不同。工厂门口挤满穿蓝色工装的工人，何兵混在人群里，低着头往车间走，深蓝色鸭舌帽压得几乎遮住眼睛，露出的下颌线紧绷着——监控里他总是这副模样，走路贴着墙根，吃饭躲在角落，像块想融进阴影里的锈铁。
“行动。”小李朝同事递了个眼色，两人快步上前，在何兵跨进车间门的瞬间，轻轻按住了他的肩膀。何兵的身体猛地一僵，手里的搪瓷杯“哐当”掉在水泥地上，豆浆溅在裤脚，白色的泡沫顺着鞋缝渗进鞋底。他没挣扎，也没抬头，只是停顿了两秒，然后缓缓抬起头，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车间门口的灰尘，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终于来了。”
审讯室的白炽灯很亮，照得何兵的脸有些苍白。他坐在铁椅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工装裤膝盖处的补丁——那是他自己缝的，针脚歪歪扭扭，和他当年在欠条上写的“何兵”二字一样潦草。小李把证物袋里的欠条取出来，平铺在桌上，纸页边缘的卷边在灯光下格外明显。“1999年10月12日，你向刘某借了5000块，”小李的声音很稳，目光落在何兵的眼睛上，“10月15号晚上，你去了她的出租屋，对吗？”
何兵的喉结滚了一下，没说话，只是盯着欠条上的字迹。过了很久，他才慢慢开口，声音里带着难掩的疲惫：“那时候我刚从湖南来三亚，在工地扛钢筋，一天才挣二十块。赌钱是被工友拉的，一开始赢了点，后来越输越多，欠了高利贷五千块，他们说再不还就剁我手。”他的手指蜷缩了一下，像是想起了当年的疼，“刘某是我一个村的，比我早来半年，在制衣厂上班。我找她借钱时，她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从枕头底下翻出个布包，数了五十张一百的给我，说‘何兵，这钱是我攒着回家盖房的，你得还我’。”
“10月15号晚上，你去找她，是为了催她宽限还款时间？”小李追问。
何兵点了点头，眼睛垂了下去，盯着自己的鞋尖：“高利贷又来催了，我实在没办法，就去了她的出租屋。她租的是顶楼的小单间，没有暖气，窗户缝里漏风。她当时正在缝衣服，缝纫机放在窗边，嗡嗡响。我跟她说想再宽限一个月，她突然就火了，把手里的针线扔在桌上，说‘何兵，你都拖了半个月了，我下个月要回家，这钱你必须还’。”
他的声音突然发颤，手指开始发抖：“我跟她吵，说我真的没钱，她就推了我一把，我没站稳，往后退的时候，手碰到了桌角的铁锤——那是她用来钉衣服架子的，木柄上还缠着胶布。我当时脑子一热，就抓起铁锤挥了过去……”何兵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我听见‘咚’的一声，她就倒在地上了，头发散在地上，沾了血。我慌了，蹲在地上想扶她，却看见她眼睛睁着，没神了……”
小李沉默了片刻，把装着半张五十元纸币的证物袋推到他面前：“这张纸币，是从铁皮盒里找到的，上面有暗红痕迹，经检测是刘某的血。当年你翻找欠条时，为什么会把带血的纸币放进盒子？”
何兵的身体猛地一僵，捂着脸的手顿住了。过了很久，他才慢慢放下手，眼睛通红，声音带着哭腔：“我当时翻她的抽屉找欠条，看见钱包里有几张五十的，就想拿走当路费。那张纸币是掉在地上的，沾了她的血，我怕别人看见，就塞进了铁皮盒——那盒子是她用来放贵重东西的，我之前借她钱时，看见她把存折放在里面。我想着，把带血的钱藏在里面，没人会发现。”
“你拿走了三百多块钱，还有她的身份证，对吗？”小李继续问，“你为什么不把欠条拿走？”
何兵的头垂得更低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当时太慌了，翻到欠条时，手一直在抖，撕了一半，没撕下来，就想着先跑再说。后来到了东莞，我不敢用真名，就办了张假身份证，叫‘李建军’，在工厂里打工，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我不敢跟家里联系，不敢交朋友，每年过年都躲在宿舍里，看着窗外的烟花，就想起刘某当时的样子……”
审讯室外，老周站在单向玻璃前，手里攥着那个铁皮盒。他看着何兵崩溃的样子，突然想起当年勘查现场时，在刘某的枕头下发现的一本日记。日记里最后一页写着：“何兵今天又来借钱，我没答应，他好像很生气。其实我不是不想帮他，只是我攒的钱要给弟弟交学费，希望他能明白……”
老周轻轻叹了口气，指尖抚过铁皮盒内壁的划痕——那些划痕，应该是何兵当年藏钱时，用指甲抠出来的。他突然觉得，这起跨越23年的案子，不只是一个关于债务和谋杀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侥幸与悔恨的悲剧：何兵以为藏起带血的纸币，就能藏起自己的罪恶；却没料到，23年后，这张褪色的纸币，会成为揭开真相的最后一把钥匙。
此时，技术科传来消息：铁皮盒内壁的划痕里，检测出除了何兵和刘某之外的第三种DNA，虽然残缺，但能确定是男性的。老周的心里猛地一沉——难道当年还有第二个人在场？何兵刚才的供述，还有没说出口的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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