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文佩喃喃重复：“文心……文心书店……”
她笑了，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但嘴角扬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没再谈具体怎么操作。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在傅文佩心里种下了——不是别人给的，是她自己想要的。
夜里，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
起身推开门，看见傅文佩坐在煤油灯下，手里拿着一本泛黄的小册子，正一页一页地翻看。
“妈，您还不睡？”
傅文佩吓了一跳，抬头看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我找出以前记的一些东西。”
我走过去。那是一本手工装订的册子，纸页已经发脆，上面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记着书名、作者，还有一些简短的心得。
“这是……”我拿起一页看。
“是我以前在陆家书房看书时记的。”傅文佩的声音很轻，“怕忘了，就随手记下来。这本子……还是从你外婆家带出来的。”
我翻开一页。上面写着：
“民国十年三月十二日，读《娜拉》（易卜生）。娜拉最后摔门而去，说‘我要学做一个人’。泪流满面。女子当如是。”
下一页：
“四月五日，读《新青年》上鲁迅先生《我之节烈观》。字字如刀。原来千百年来，女子所受之苦，非天命，乃人祸。”
再下一页：
“五月二十日，读《浮生六记》。芸娘之才情，令人心折。然其命运，又令人扼腕。女子有才，是福是祸？”
我抬起头，看着傅文佩。
煤油灯的光晕里，她的侧脸显得柔和而坚定。这十几年来，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只会哭泣、只会忍耐的旧式女子。但我从不知道，在那些无人看见的夜晚，她曾偷偷读过这些书，曾写下这些字，曾有过这些思考。
“妈，”我说，“您一直……都想开书店，是不是？”
傅文佩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轻轻点头。
“你外婆家开过书肆。”她说，“很小，就在绍兴老家。我小时候，最喜欢趴在柜台后面，闻那些新书的油墨味，看那些来买书的人——有学生，有先生，有穿长衫的，也有穿西装的。”
她的眼神飘向很远的地方：“后来家道中落，书肆关了。再后来……就嫁到上海来了。这十几年，每次路过书店，我都会多看几眼。有时候想，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小书店，该多好。”
她收回目光，看着我：“可是依萍，妈知道，这世道，女人想自己做点事，太难了。所以一直……一直不敢想。”
“那现在为什么敢想了？”我问。
傅文佩摸了摸那本泛黄的册子，又摸了摸我的手。
“因为我的女儿，”她一字一句地说，“敢在杂志社跟主编谈专栏，敢一个人去见舞厅老板，敢跟自己的哥哥说‘你的脸是你自己的’。我的女儿都这么勇敢，我这个当妈的……怎么还能缩在后面？”
我鼻子一酸。
“妈……”
“依萍，”她握住我的手，那双手很暖，“妈想好了。书店要开，就开在旗袍店隔壁。进什么书，妈心里有数——那些让女人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的书，要多进。那些教女人怎么讨好丈夫、怎么忍气吞声的书，一本都不要。”
她说这话时，下巴微微抬起，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锐利。
像一把尘封多年的刀，终于出了鞘。
“还有，”她继续说，“书店里要摆几张桌椅，让人可以坐着看书。要是有人想买书又钱不够，可以租，可以借。要是……要是有女孩子想认字又没人教，妈可以教她们。”
我一怔：“教她们认字？”
“对。”傅文佩点头，“不收钱。就每周抽两个下午，在书店里教。先从最简单的字教起。你小时候认字，不就是我教的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不再是眼泪，不再是哀愁，而是一种近乎明亮的决心。
“好。”我说，“那就这么办。”
第二天一早，傅文佩就拉着李副官去看了店面。
那两间门面在福煦路和贝勒路的转角，位置不算顶好，但也不算差。原来的租客是做洋货批发的，生意做不下去，急着转租。房东是个宁波人，看我们付得起三个月租金押金，很爽快地签了合同。
“这两间门面，”李副官比划着，“一间做旗袍铺，靠街这边开大门，采光好。另一间隔成两半——前半间做书店门面，后半间可以做库房，也可以隔个小间，让可心住。”
傅文佩在空荡荡的店面里来回走了好几趟，脚步轻快得像个小姑娘。
“依萍你看，”她指着朝南的窗户，“这里摆书架，光线最好。那边可以放两张桌子，几把椅子……”
她忽然停下，转头看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太心急了？”
“不急。”我说，“想到就去做。”
接下来的几天，福煦路这间空置许久的店面突然热闹起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