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旧城区一条偏僻小巷里，“老橡木”酒馆的灯光在雨夜中晕开一团暖黄。酒馆不大，三十来平米，厚重的橡木门板上钉着马蹄铁，门楣上挂着一块被烟熏黑的木招牌，画着一棵被闪电劈过但依然挺立的橡树。这是家开了四十年的老店，主顾多是码头工人、退伍老兵、手艺人，酒便宜，话实在，是底层芬兰人聚集的地方。
今晚雨大，酒馆里人不多。吧台边坐着三五个老水手，低声谈论着波罗的海的风浪和鱼汛。角落的桌子旁，两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的老兵在玩牌，动作迟缓，眼神却锐利。壁炉里烧着桦木柴，火光跳跃，映着墙上那些泛黄的航海图和猎枪，还有一张1875年芬兰步枪协会射击比赛的老照片。
门开了，带进一股湿冷的风和雨水的腥气。曼纳海姆走了进来，穿着普通的深色外套，戴一顶软呢帽，帽檐压低。他在门口抖了抖身上的雨水，环视一圈，然后走向吧台。酒馆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独眼老人，叫尤西，左眼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弹片所伤，只剩下一个深陷的眼窝。他正在擦杯子，看见曼纳海姆，独眼里闪过一丝光。
“喝点什么？”尤西用芬兰语问，声音嘶哑，像砂纸摩擦。
“黑麦酒，加蜂蜜，热的。”曼纳海姆说，这是约定的暗号。
尤西点点头，转身去准备。几分钟后，他端来一个陶杯，里面是深褐色的热酒，飘着蜂蜜的甜香和烈酒的辛辣。曼纳海姆接过，没喝，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敲了三下。
尤西用抹布擦着吧台，压低声音：“楼上二号房，有人在等。”
曼纳海姆点头，端起酒杯，走向后侧的楼梯。楼梯很窄，很陡，踩上去吱呀作响。二楼是几个小房间，平时给喝醉的客人或远道的水手临时休息。他在二号房前停下，敲门，两重一轻。
门开了条缝，一张沧桑的脸露出来。五十多岁，花白头发，左颊有道疤，从眼角拉到下巴，让那张本来还算端正的脸显得狰狞。他是埃里克·科尔霍宁，不是伊瓦洛钢厂的伊万厂长，是另一个科尔霍宁——退伍中尉，参加过1854年的斯韦阿堡要塞保卫战，是少数在俄国围攻下幸存的老兵。战后退役，在码头当仓库管理员，但暗地里是芬兰退伍军人协会的骨干。
“进来。”埃里克让开门，曼纳海姆闪身进去，门立刻关上。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灯罩熏得发黑，光线昏暗。除了埃里克，房间里还有两个人，都穿着便服，但坐姿笔挺，是军人的习惯。一个四十多岁，叫马蒂·哈洛宁（和萨米长老同名，但无亲属关系），是前炮兵士官；另一个三十出头，叫拉西·科伊维斯托，是前骑兵，参加过波兰镇压，但后来因不满俄军暴行而逃亡回国。
“曼纳海姆议员。”埃里克示意他坐，自己坐在床沿，双手放在膝盖上，腰背挺直，“您说有事要谈，我们来了。”
曼纳海姆坐下，摘下帽子，放在桌上。煤油灯的光在他年轻的脸上跳动，照亮了他眼里的血丝和疲惫，但也照亮了一种超越年龄的坚定。
“三位前辈，”他开口，用敬语，“我长话短说。芬兰的处境，你们清楚。俄国人在收紧控制，议会、工厂、港口，都在失去自主。合法斗争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今天来，是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合法斗争走不下去了，芬兰人该怎么办？”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雨点敲打屋顶的声音，和远处隐约的雷声。三个老兵看着他，眼神复杂——有审视，有怀疑，也有某种深藏的期待。
埃里克先开口，声音低沉：“议员先生，我们都是退伍军人，按法律，不得参与政治活动。而且我们宣誓效忠过沙皇，虽然那是在刺刀下宣誓的。”
“我父亲也宣过誓。”曼纳海姆平静地说，“但他临终前告诉我，真正的效忠，是对土地和人民的效忠，不是对某个统治者。而且，彼得主任也宣过誓，但他现在‘病逝’了。效忠法案要求重新宣誓，不宣誓就停职。这宣誓，是效忠，还是屈服，三位比我清楚。”
马蒂·哈洛宁——炮兵士官出身，性格火爆——一拳捶在桌子上，震得煤油灯晃了晃：“他娘的！老子在斯韦阿堡打了三个月，死了多少兄弟，就为守住芬兰的要塞！结果呢？要塞没丢，但芬兰丢了！现在俄国佬要我们像狗一样摇尾巴，去他妈的！”
“马蒂！”埃里克低喝，但眼里没有真正的责备。
拉西·科伊维斯托，那个前骑兵，一直沉默，此刻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楚：“我在波兰见过俄国人怎么对付反抗者。村庄烧光，男人杀光，女人……不说也罢。他们不会对芬兰客气，如果芬兰人反抗，他们会用更狠的手段镇压。议员先生，您找我们，是想让我们拿起枪吗？您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加起来，不到一百，装备是猎枪和老式步枪，对面是几万俄军，有炮，有骑兵，有整个帝国做后盾。这是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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