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九年七月末，酷暑难当。南京城像个巨大的蒸笼，热得连秦淮河的水汽都仿佛凝固了。然而，比天气更让人窒息的，是从东南沿海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以及朝堂上日益激烈的争吵。
“陛下！不能再拖了！”兵部左侍郎陈洽，一个年近五旬、面容黝黑的老臣，须发戟张，几乎是吼着在说话，“倭寇聚众数千，船舰逾百，昨日竟敢白日强攻台州海门卫！卫城虽未破，然城外村镇尽成焦土，军民死伤逾千！此非寻常劫掠，实是攻城略地！若再不调集重兵，雷霆扫穴，东南半壁，恐非朝廷所有！”
他声泪俱下，将一份染着血渍（不知是真是假）的紧急军报高高举起：“陛下请看，这是海门卫指挥使的血书！城中箭尽粮绝，若援军不至，三日必破！倭寇凶残，破城必屠啊陛下！”
文华殿内，鸦雀无声。只有陈洽粗重的喘息和汗水滴落金砖的细微声响。文武百官，神色各异。齐泰脸色铁青，徐辉祖眉头紧锁，方孝孺、张紞等文臣，或惊骇，或凝重。而一些原本就对新政不满，或因东南利益受损的官员，眼中则闪过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或是趁机发难的蠢蠢欲动。
朱允熥端坐御座，脸上看不出表情，只有微微绷紧的下颌，显示出他内心的波澜。海门卫，那可是朝廷在浙东的重要卫所之一，竟然被倭寇围攻，危在旦夕！这意味着，倭寇的规模和战斗力，远超预估，而且其目标，显然已不仅仅是劫掠，而是有组织地攻击大明海防据点！
“魏国公，你怎么看？”朱允熥看向徐辉祖，声音平稳，但熟悉他的人能听出那平静下的急迫。
徐辉祖出列，沉声道：“陈侍郎所言不虚。倭寇此番，来势汹汹，且战术明确，专攻我沿海卫所、巡检、盐场，意在瘫痪我海防，断绝漕运、海贸。其势已成，非一地一卫所能制。臣前日所请，调福建、广东水师北上，并抽调京营精锐南下，需即刻办理，刻不容缓！”
“臣附议！”齐泰立刻道，“当以魏国公为帅，总督东南诸军，授以全权，调集各省兵马，合力围剿。内陆各卫所，亦需加强戒备，以防倭寇流窜内河，或与内陆匪类勾结。”
“臣反对！”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出自礼部右侍郎，清流领袖之一，江西人廖昇。他出列，神情激动：“陛下！东南倭患固急，然朝廷重心，当在安内！暴昭在江南，杀戮过甚，已致天怒人怨，士民离心。今倭寇骤起，安知非东南士民被逼无奈，铤而走险，乃至引狼入室？若此时再调重兵南下，大动干戈，东南糜烂更甚，恐生民变！为今之计，当暂停新政，召回暴昭，安抚东南士绅百姓。士绅安，则百姓安；百姓安，则倭寇失其内应，不攻自破！岂能以兵戈为能事，徒耗国力，徒增杀戮？”
“荒谬！”陈洽怒目而视，“廖侍郎之意，是朝廷要向倭寇，向那些勾结倭寇的内贼低头？倭寇屠我百姓，焚我屋舍，攻我卫所，难道还要朝廷下诏安抚，以礼相待？至于新政，乃陛下钦定之国策，利国利民，岂可因些许宵小作乱而废？暴昭巡抚东南，或有严苛，然所诛皆是不法豪强、通倭内贼，何错之有？暂停新政，正中彼等下怀！此乃自毁长城，亲痛仇快！”
“陈侍郎才是颠倒黑白！”廖昇毫不退让，“暴昭在江南，所杀岂止不法豪强？株连蔓引，多少无辜士子、良善百姓家破人亡？江南士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此非逼反为何？倭寇固可恶，然若非朝廷政策峻急，士绅无路可走，岂会出此下策，勾结外贼？治标先治本，不除暴政，不安民心，徒然增兵，只会让东南局势愈发不可收拾！陛下，三思啊！”
“你……你这是为虎作伥，替通倭者张目！”
“你这是穷兵黩武，陷陛下于不仁！”
两位侍郎，一位兵部，一位礼部，就在这庙堂之上，唇枪舌剑，吵得面红耳赤。支持者、反对者纷纷加入，文华殿内顿时吵成一团。有主张立即调兵，严厉镇压的；有主张暂停新政，安抚地方的；有认为倭寇与新政无关，当分开处理的；也有认为当务之急是查清内奸，断倭寇根脚的……乱哄哄，如同菜市。
朱允熥冷眼旁观，看着这些平日里道貌岸然、引经据典的大臣们，此刻或义愤填膺，或忧国忧民，或别有盘算的表演，心中那股烦躁和冰冷，越来越重。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关于如何应对倭患的朝议，更是一次对新政、对皇权、对帝国未来方向的激烈交锋。廖昇等人的言论，看似忧国忧民，实则代表了那些因新政利益受损的士绅阶层，在借倭患发难，企图逼他后退，甚至否定新政。
“够了！”朱允熥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争吵声戛然而止。
“倭寇犯境，屠戮百姓，攻击卫所，此乃国耻！朕，绝不会向倭寇低头，更不会向勾结倭寇的内贼妥协！”朱允熥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东南倭患，必须剿，而且要快，要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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