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该是万象更新的日子，但紫禁城内却弥漫着肃杀之气。刘璟通敌案在年前爆发，经过三司半月会审，铁证如山。正月初一的大朝会，成了审判台。刘璟、其子刘琏、姻亲周大富等二十三人，被锦衣卫押至奉天殿前。文武百官肃立两侧，鸦雀无声。
朱允熥端坐龙椅，面色沉静。他身着十二章衮服，头戴十二旒冕，虽年仅十三，但经过去年北征、海战、朝争的历练，眉宇间已有了超越年龄的威严。
“带人犯。”当值太监高唱。
刘璟等人被押入，跪倒一片。刘璟已不复往日从容，官袍褶皱，发髻散乱，但眼中仍存一丝不甘。
“刘璟，”朱允熥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你身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掌监察之权，却通敌卖国，将厦门防务泄露于葡萄牙人，致厦门军民死伤数千，港口被毁。你，可知罪？”
“臣……”刘璟抬头，嘶声道，“臣冤枉！那些所谓证据，皆是构陷！是李景隆、方孝孺一党，欲清除异己，栽赃陷害！”
“构陷？”朱允熥从御案上拿起一叠供词，“这是你府上管家、长随的供词，言你自去年十月起，与泉州商人周大富密会七次，收受其黄金五千两，白银三万两，为其走私盐引、货物提供庇护。周大富已供认，他通过暹罗商人，与葡萄牙总督阿方索联络，将厦门防务图、水师调动情报，以密信送出。人证、物证、赃银俱在，你还敢狡辩？”
刘璟脸色煞白，但仍强撑：“即便臣有过，也只是受贿，绝非通敌！那防务图……是周大富偷去的，与臣无关！”
“无关？”朱允熥冷笑，又拿起一份信，“这是从被俘的葡萄牙军官身上搜出的，你的亲笔信，上有你的私印。信中说‘明国水师主力分驻松江、福州，厦门空虚，可速取’。刘璟，你的字迹，朕认得。你的私印，朕也认得。还需要朕将葡萄牙俘虏带上殿，当面对质么？”
刘璟彻底瘫软，以头抢地：“臣……臣一时糊涂！臣只是恨新政误国，欲借外人之力，阻其推行……臣绝无卖国之心啊！”
“借外人之力，阻挠国策，这不是卖国是什么？”朱允熥拍案而起，“刘璟，你读圣贤书，却行此禽兽之举！厦门数千冤魂，皆因你而死！你还有脸说无卖国之心？”
满朝文武，无论立场，皆面露鄙夷。通敌已是重罪，事败后还百般抵赖，更是无耻。
“陛下，”方孝孺出列，“刘璟通敌卖国，罪证确凿，按《大明律》，当凌迟处死，家产充公，子弟流放三千里。其党羽周大富等，斩立决。请陛下圣裁。”
“臣附议！”“臣附议！”
一片附议声中，朱允熥缓缓坐回龙椅，沉默良久，才道：“刘璟，你曾为朕师，授朕经义。朕实不愿见此结局。然国法如山，不可废弛。着，刘璟凌迟，周大富等斩立决。刘璟子弟，流放琼州，永不许还。家产充公，拨付厦门重建。至于其党羽……凡涉案者，一律严查，绝不姑息。”
“陛下圣明！”
刘璟被拖出时，已如烂泥。周大富等人哭嚎求饶，但无人怜悯。
退朝后，文华殿。朱允熥独留方孝孺、徐辉祖、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于谦。
“刘璟虽除，其党羽未尽。”朱允熥揉着眉心，“朝中还有多少人，表面恭顺，暗怀异心？”
“陛下，”于谦肃然道，“臣已查实，与刘璟往来密切者，有二十七人，其中五品以上官员九人。是否一并拿下？”
“分而治之。”方孝孺道，“首恶已惩，余者可分化。凡有悔过之心，愿戴罪立功者，可暂留用，以观后效。如此，既肃朝纲，又不致动荡。”
“就依方师傅。”朱允熥点头，“此事由于谦主理。记住，要稳，莫要牵连过广。”
“臣遵旨。”
“徐将军，海疆如何？”
“李太师已收复厦门，正督修港口，抚恤军民。葡萄牙残部退至台湾鸡笼，与荷兰、西班牙据点相邻。陈瑄水师驻防澎湖，严加戒备。”徐辉祖顿了顿，“然据探子报，阿方索在满剌加重整舰队，又得葡王增援，战舰已达四十艘。开春后，恐再犯。”
“李太师那边，需要什么？”
“战船、火炮、粮饷。”徐辉祖道，“松江船厂新船三月可成，但火炮不足。神机营存炮，已尽数调往水师。若再要，需等格物院新炮铸成，至少需半年。”
“那就等。”朱允熥决断，“告诉李太师，固守海疆，不必急于求战。待新船、新炮就位，再图进取。另外，给周王叔去信，铁路务必加紧，早日通至大同。陆上稳，海上才能放手一搏。”
“是！”
“新政诸事，进展如何？”
方孝孺呈上奏报：“铁路济南至德州段已通，德州至保定段，因寒冬暂停，开春即复工。实学贡院松江、苏州、杭州三处，首场考试共取二百人，已分派各衙、各厂。市舶司去岁税收，总计二百八十万两，扣除各项开支，净余八十万两，已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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