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使团离京已半月有余，六十万两赔款交割完毕，桑塔伦等俘虏也已释放，随使团船队一同返航。表面上看，一场外交危机暂时平息，市舶司的贸易愈发繁荣。但李景隆心中清楚，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宁静。
十月初五，松江市舶司后堂。
李景隆正在审阅九月份的税收总账。钱提举侍立一旁，额头上渗着细汗。
“九月税收，白银二十二万两，黄金五千两，较八月增长两成。”李景隆放下账册，“但开销也增加了。匠学堂扩建、炮厂原料、水师粮饷……净入不过八万两。钱提举，市舶司的节余，还能支撑多久？”
“回大人，”钱提举擦了擦汗，“若照此开支，到年底尚可盈余三十万两。但若水师再增战船，或匠学堂再扩，恐怕……”
“水师必须增船。”李景隆起身，走到墙边海图前，“葡萄牙人虽退，但其在满剌加的据点未损。据探子报，他们在满剌加屯兵五千，战船二十余艘，日夜操练。咱们的‘永乐’号等十艘主力战船，不足以威慑整个东南海疆。”
“可造船需银，一艘两千料快船，造价不下三万两。十艘便是三十万两……”
“所以要想办法。”李景隆转身，“市舶司的船引，是否可以提价？”
“这……怕会激起海商不满。”
“不是提水饷，是提关税。”李景隆沉吟，“对西洋货物，如胡椒、象牙、檀香，加征一成‘奢侈税’。这些东西，只有富户才用得起，不影响百姓。另外，对赴西洋的船引，允许他们多带一门炮——当然，要交‘炮税’，一门年税千两。愿交的，说明是真想做正经生意；不愿的，心里必有鬼。”
“大人英明！”钱提举眼睛一亮，“如此，既能增收，又能管控火器。下官这便拟章程。”
“去吧。记住，新税则需明示，不得官吏私下加征。凡有贪污受贿者，严惩不贷。”
“是。”
钱提举退下后，赵铁柱匆匆进来：“公爷，京城急信。”
是方孝孺的亲笔，字迹潦草，显然写得很急：“工部尚书郑赐昨日上疏，弹劾松江市舶司‘苛敛商民，中饱私囊’，并指市舶司吏员‘私通夷人，泄露军机’。陛下留中不发，然朝议汹汹。郑赐串联科道，欲在十月初十大朝时联名进谏。公爷需早作准备。”
郑赐！李景隆眼神一冷。这位工部尚书，与葡萄牙人暗中往来，他早已知晓。如今竟敢公然发难，必是得了某些人的支持，或是自以为抓住了把柄。
“铁柱，市舶司最近可有疏漏？”
“绝无！”赵铁柱斩钉截铁，“每一笔账目，属下都亲自核对过。吏员中或有收些小贿的，但绝无通夷大罪。公爷，这定是诬陷！”
“无风不起浪。”李景隆坐下，手指轻敲桌面，“郑赐敢在朝会上发难，必有‘证据’。你立刻去查，最近市舶司谁与郑赐的人接触过，谁又突然阔绰了。记住，暗中查，别打草惊蛇。”
“是！”
三日后，赵铁柱带回消息：市舶司一名书吏，姓王，前日突然在城南买了处宅子，价值五百两。这书吏年俸不过四十两，哪来这么多钱？细查之下，发现他半月前曾与一个泉州商人密会三次，那商人又与郑赐的管家是表亲。
“把人带来。”李景隆声音平静，但眼中已有寒意。
王书吏被带到时，面如土色，跪地求饶：“大人饶命！小人、小人只是一时糊涂！那泉州商人说，只要小人将市舶司的船引发放记录抄一份给他，就给小人五百两……小人想着，船引记录不是机密，就、就……”
“船引记录上，有各船去向、货物、船主姓名。”李景隆盯着他，“这还不是机密？那商人要这个做什么？”
“他说……说是做买卖参详用……”
“参详？”李景隆冷笑，“他是郑尚书的人吧？”
王书吏浑身一颤，连连磕头：“小人不知！小人真的不知啊！”
“带下去，好生看管。”李景隆摆手，对赵铁柱道，“你亲自审，问出那泉州商人的落脚处，以及郑赐还让他打探什么。”
“是。”
当夜，泉州商人在码头一处货栈被擒。锦衣卫搜出他随身携带的书信，其中一封是郑赐的亲笔，让他“详查市舶司账目，尤注意火器、战船开支”，还提到“若能得格物院图纸，重赏千金”。
铁证如山。
十月初九，李景隆上书奏报，附上郑赐书信抄本及王书吏、泉州商人口供。奏折以六百里加急送往京城。
十月初十，大朝。
果然，郑赐率先发难，洋洋洒洒数千言，痛陈市舶司十大罪状。不少科道言官附和，要求严查李景隆。
朱允熥端坐龙椅，等众人说完，才缓缓开口：“郑尚书所言，可有证据？”
“臣有泉州商人供词，指认市舶司吏员收受贿赂，私改船引记录。”郑赐呈上奏本。
朱允熥翻开，看了几眼，忽然道：“郑尚书，你这奏本中所附供词，说市舶司吏员收泉州商人五百两，泄露船引记录。可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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