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手机屏幕，周维那句话还停在对话框里：“参会名单里，有两家竞争对手的企业代表。”
手指滑动，截图保存，文件名打上“竞争干预证据链-A”。
电脑没关，直接调出日程系统，新建会议。标题写上“海外投资应急策略会”，时间设为二十分钟后，全员必须到场，不允许请假。通知一键群发，系统弹窗提示已送达。
这事儿不能再拖了。等政策松动？等特批通道？想得美。
二十分钟不到，人陆陆续续到了。金融策略师推门进来，手里抱着平板，眉头皱着。海外项目团队几个负责人也坐进会议室，脸色都不太好看。
我没废话，投影打开，新政摘要和原投资模型并排投在大屏上。
“三条红线。”我说，“第一条，外资持股不能超49%。我们原本要控51%，现在做不到。第二条，资本金六个月内实缴。我们分三期走的计划，直接作废。第三条，数据必须本地化，系统接入监管平台。整套IT架构重做，两个月起步。”
会议室没人说话。
金融策略师抬头，“有没有可能争取试点资格？或者找关系通融一下？”
“没有。”我打断他，“我已经查过，全国执行，没有例外。而且，这次政策出台前，有竞争对手参与协调会。这不是偶然调整，是冲我们来的。”
他沉默了。
“所以，我们不能等规则为我们改变。”我站到屏幕前，“我们必须先改变自己。”
我说完，会议室更安静了。
“我提三个原则。”
“第一，放弃绝对控股权，转为合资主导，但锁定运营权。谁掌握日常管理，谁才是真正控制项目的人。”
金融策略师摇头，“让渡控制权，等于放弃话语权。一旦合作方反水，我们前期投入全打水漂。”
“那你告诉我，死守51%就能保证他们不反水？”我反问，“我们在工地上耗了七天，才让对方愿意签合同。为什么？不是靠条款压人，是让他们觉得签字能保护自己。”
他愣了一下。
“第二，资金分期注入改成轻资产先行。”我继续说，“我们不再一次性砸钱，而是先派技术团队和管理骨干进去，做样板工程。有了收益，再滚动投入。”
“那前期成本谁扛？”有人问。
“我们自己扛。”我说，“两千多万已经花了，撤了也是沉没成本。不如把这笔钱当学费，换一个新模式。”
“第三，数据本地化不回避。”我点开第三条，“反而主动申请纳入合规试点。哪个国家不想树立几个正面案例？我们抢这个名额，变成政策鼓励的对象，而不是被审查的目标。”
金融策略师低头翻资料，嘴里念叨：“绿色能源、数字医疗、跨境物流……这些是明文鼓励类项目。”
“对。”我接话，“这三个方向都符合新政导向。我们可以从这里面选一个，重新立项。”
“可原来的制造业项目怎么办？”
“暂停。”我说，“不是放弃，是冻结。等风头过去，再看能不能重启。”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金融策略师抬起头，“如果转向绿色能源，融资模型要重做。轻资产模式下，回报周期拉长，投资人不一定买账。”
“那就把风险拆小。”我说，“我们不搞大包大揽，先在一个省试点，做成样板，再复制。每一阶段都有明确退出机制，投资人随时能撤。”
他点头，“这倒可行。”
“还有，”我看向海外项目团队，“你们明天就组织小组，去当地做新一轮调研。重点不是项目能不能干，而是当地政府愿不愿意配合我们搞试点。”
“我们今晚就订机票。”其中一个负责人说。
“好。”
“另外，周维继续盯政策动态，重点查有没有配套扶持细则出来。林涛协调驻外商务处，建立官方沟通预接触机制。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我们不是来抢资源的，是来帮他们建标准的。”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
结束前，我下达最后三项指令：
“第一，明早九点前，提交三套细分方案草案，分别对应绿色能源、数字医疗、跨境物流。”
“第二，所有后续拨款冻结，现有团队维持运转，禁止签署任何新协议。”
“第三，从今天起，所有对外口径统一：我们正在评估政策影响，积极寻求合规发展路径。”
灯光熄灭，人陆续离开。
我坐在会议室没动。
手机震动，是周维的消息。
“刚收到消息，财政部下周有个闭门会，讨论外资试点申报流程。”
我回：“把材料准备好，我们抢第一个报名。”
放下手机，起身往外走。
走廊灯一盏盏灭着，保洁员在远处收垃圾桶。
回到办公室，打开笔记本，写下几行字：
放弃控股
轻资产启动
抢试点资格
写完合上。
窗外城市还在亮着，楼下马路车流没断。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盒烟，又放回去。
这事儿不用抽烟解决。
我把椅子推正，打开邮箱，开始写第二天的日程安排。
邮件刚写到一半，手机响了。
是海外项目团队的老陈。
“李哲，我刚联系了当地合作伙伴，他们听说我们要做合规试点，态度变了。”
“怎么讲？”
“他们说，如果真是为了建标准，他们可以牵头开会，把五个省的基建负责人叫过来，一起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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