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文档标题,《关于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可行性分析》,光标闪了三下,手指悬在回车键上没按下去。这玩意儿写得再漂亮,也得有人接才作数。外面那帮人压根不打算走程序,授权书不交,代表不换,口号倒是天天翻新,搞得像我们欠了他们八百万。
正准备往下敲第一段,助理推门进来,手里夹着张便签纸,“老板,楼下来了个人,说要见您。”
“又是哪个媒体?”我没抬头。
“不是媒体,是本地人。姓陈,自己开过三家合资厂,现在退下来当商会顾问。他说……他知道怎么让东门那群人散伙。”
我抬眼:“陈什么?”
“陈国栋。”
这名字我听过,不止一次。早年中资进印度,碰上劳资纠纷,十次有七次是他出面调停。业内叫他“灭火队长”,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因为他敢把话说到点子上——不管是工人、老板,还是背后操盘的政治团体,都怕他掀桌子。
“请上来。”我把文档先存了,“让他走员工通道,别走正门。”
五分钟后,一个穿浅灰衬衫的老头进了办公室,头发全白,但站得笔直,手里拎了个旧皮包,不像来谈判的,倒像来收账的。
他坐下第一句话是:“你昨天那份反建议,加食堂汤和洗衣房设备,挺实在。”
“总比喊口号强。”我说。
“问题就在这儿。”他往前倾了点,“你越实在,他们越不敢谈。一谈,就露馅了。PDFA那帮人现在骑虎难下——罢工是他们煽的,可真让他们坐下来解决问题,他们没这个能力,也不想要这个结果。”
我点头:“他们要的是热度,不是解决方案。”
“对。”他敲了下桌面,“但现在热度快烧到自己了。配套厂断料,本地运输公司三天没发车,小商户开始骂街。再拖下去,不是你们违约,是整个片区经济瘫痪。到时候选民回头算账,倒霉的还是他们。”
我盯着他:“所以您来,是想劝他们收手?”
“我不是劝,是施压。”他从包里抽出一张纸,“这是我昨晚列的名单,十五家本地供应商,全是PDFA长期拿好处费的企业。今天早上我已经让人传话——如果今天中午前不启动正式谈判,这份名单会出现在《经济时报》头版,附带过去三年的资金流水。”
我挑眉:“您能撬动这个?”
“我不行,但商会可以。”他笑了笑,“别忘了,我退下来了,但我的徒弟还在理事会。他们不敢得罪所有企业。”
我沉默两秒:“工会那边呢?”
“我已经跟他们两个老代表通了电话。”他说,“不是那些戴袖章的年轻人,是真正管事的车间组长。他们其实也不想闹了,工人们拿不到钱,孩子上学都成问题。但他们怕被当成叛徒。”
“所以需要个台阶。”
“没错。”他看着我,“你得给一步看得见的好处,不是‘研究研究’,不是‘后续推进’,是马上能落地的。”
我想了想,拉开抽屉,拿出昨天那份反建议的打印稿,在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下一行字:设立专项社区发展基金,每年提取项目利润的1.5%,用于周边村庄教育与医疗建设,首笔资金三个月内拨付。
我递给他:“把这个带过去。就说这是中方单方面承诺,不管谈判成不成,这笔钱都会花出去。”
他扫了一眼,没多问,收进口袋:“下午三点前,我会带回答复。”
他走后,团队开会。
财务总监皱眉:“1.5%不是小数目,而且没有回报要求,董事会那边……”
“董事会现在在火星。”我打断,“等客户违约金赔完,咱们全去火星报道。现在问题是活到明天,不是活得体面。”
法务犹豫:“这算不算变相让步?会不会被当成软弱信号?”
“软弱是关厂跑路。”我说,“这不是让步,是分化。把真正关心工人的,和只想搞事的,分开。”
没人再说话。
中午十二点十七分,助理敲门:“陈先生来电,工会同意派正式代表,PDFA暂时撤下外围人员,条件是——我们必须在接待室当面接收他们的联署文件。”
我看了眼时间。
距离客户订单截止还剩五十九小时四十三分钟。
“通知接待室,空调开足,茶水备齐。”我起身,“另外,把食堂大姐叫来一趟。”
“叫她干吗?”
“让她亲手炖锅汤,浓一点,多放点肉。”我扯了下嘴角,“舆论战打累了,该打感情牌了。”
二十分钟后,大姐拎着保温桶进来,脸上还沾着葱花:“李总,这可是我老家秘方,牛骨熬六小时,加党参黄芪,补气又暖胃。”
“待会端进去,每人一碗。”我说,“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看着就虚。”
她乐了:“您这是要拿汤收买人心啊?”
“不是收买,是提醒。”我看着她,“咱们没那么坏,他们也没那么蠢。就看谁先愿意坐下来,说点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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