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文档标题，《关于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可行性分析》，光标闪了三下，手指悬在回车键上没按下去。这玩意儿写得再漂亮，也得有人接才作数。外面那帮人压根不打算走程序，授权书不交，代表不换，口号倒是天天翻新，搞得像我们欠了他们八百万。
正准备往下敲第一段，助理推门进来，手里夹着张便签纸，“老板，楼下来了个人，说要见您。”
“又是哪个媒体？”我没抬头。
“不是媒体，是本地人。姓陈，自己开过三家合资厂，现在退下来当商会顾问。他说……他知道怎么让东门那群人散伙。”
我抬眼：“陈什么？”
“陈国栋。”
这名字我听过，不止一次。早年中资进印度，碰上劳资纠纷，十次有七次是他出面调停。业内叫他“灭火队长”，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因为他敢把话说到点子上——不管是工人、老板，还是背后操盘的政治团体，都怕他掀桌子。
“请上来。”我把文档先存了，“让他走员工通道，别走正门。”
五分钟后，一个穿浅灰衬衫的老头进了办公室，头发全白，但站得笔直，手里拎了个旧皮包，不像来谈判的，倒像来收账的。
他坐下第一句话是：“你昨天那份反建议，加食堂汤和洗衣房设备，挺实在。”
“总比喊口号强。”我说。
“问题就在这儿。”他往前倾了点，“你越实在，他们越不敢谈。一谈，就露馅了。PDFA那帮人现在骑虎难下——罢工是他们煽的，可真让他们坐下来解决问题，他们没这个能力，也不想要这个结果。”
我点头：“他们要的是热度，不是解决方案。”
“对。”他敲了下桌面，“但现在热度快烧到自己了。配套厂断料，本地运输公司三天没发车，小商户开始骂街。再拖下去，不是你们违约，是整个片区经济瘫痪。到时候选民回头算账，倒霉的还是他们。”
我盯着他：“所以您来，是想劝他们收手？”
“我不是劝，是施压。”他从包里抽出一张纸，“这是我昨晚列的名单，十五家本地供应商，全是PDFA长期拿好处费的企业。今天早上我已经让人传话——如果今天中午前不启动正式谈判，这份名单会出现在《经济时报》头版，附带过去三年的资金流水。”
我挑眉：“您能撬动这个？”
“我不行，但商会可以。”他笑了笑，“别忘了，我退下来了，但我的徒弟还在理事会。他们不敢得罪所有企业。”
我沉默两秒：“工会那边呢？”
“我已经跟他们两个老代表通了电话。”他说，“不是那些戴袖章的年轻人，是真正管事的车间组长。他们其实也不想闹了，工人们拿不到钱，孩子上学都成问题。但他们怕被当成叛徒。”
“所以需要个台阶。”
“没错。”他看着我，“你得给一步看得见的好处，不是‘研究研究’，不是‘后续推进’，是马上能落地的。”
我想了想，拉开抽屉，拿出昨天那份反建议的打印稿，在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下一行字：设立专项社区发展基金，每年提取项目利润的1.5%，用于周边村庄教育与医疗建设，首笔资金三个月内拨付。
我递给他：“把这个带过去。就说这是中方单方面承诺，不管谈判成不成，这笔钱都会花出去。”
他扫了一眼，没多问，收进口袋：“下午三点前，我会带回答复。”
他走后，团队开会。
财务总监皱眉：“1.5%不是小数目，而且没有回报要求，董事会那边……”
“董事会现在在火星。”我打断，“等客户违约金赔完，咱们全去火星报道。现在问题是活到明天，不是活得体面。”
法务犹豫：“这算不算变相让步？会不会被当成软弱信号？”
“软弱是关厂跑路。”我说，“这不是让步，是分化。把真正关心工人的，和只想搞事的，分开。”
没人再说话。
中午十二点十七分，助理敲门：“陈先生来电，工会同意派正式代表，PDFA暂时撤下外围人员，条件是——我们必须在接待室当面接收他们的联署文件。”
我看了眼时间。
距离客户订单截止还剩五十九小时四十三分钟。
“通知接待室，空调开足，茶水备齐。”我起身，“另外，把食堂大姐叫来一趟。”
“叫她干吗？”
“让她亲手炖锅汤，浓一点，多放点肉。”我扯了下嘴角，“舆论战打累了，该打感情牌了。”
二十分钟后，大姐拎着保温桶进来，脸上还沾着葱花：“李总，这可是我老家秘方，牛骨熬六小时，加党参黄芪，补气又暖胃。”
“待会端进去，每人一碗。”我说，“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看着就虚。”
她乐了：“您这是要拿汤收买人心啊？”
“不是收买，是提醒。”我看着她，“咱们没那么坏，他们也没那么蠢。就看谁先愿意坐下来，说点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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