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湘西军团的士兵们虽然远离家乡，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们一方面认真执行英国方面交付的任务，另一方面也在不断积累经验和资源，为未来返回湘西、助力湘西发展做准备。
而远在英国的周青云，也时刻关注着湘西军团在印度的情况。当他得知湘西军团参与镇压印度民众暴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复杂。
他既为湘西军团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提升自身实力而感到欣慰，也为参与镇压印度民众的反抗而感到有些无奈。但他也清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湘西军团作为受英国调派的军事力量，很难摆脱这样的命运。
周青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通过在英国的学习和积累，为湘西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和人才，提升湘西的综合实力，让湘西能够在未来的乱世中立足，不再受外来势力的摆布。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不仅关乎自己的家庭，更关乎整个湘西的未来。
1920 年 3 月，根据湘西方面的安排，周承辅、陈复初、刘建藩等原本出国已超过 3 年的军官开始轮换回国。陈开穹接任湘西军团司令，卿衡担任副司令，田应诏担任参谋长。
同时，调派原本湘西革命军 3 个师的副师长、参谋长担任湘西军团 6 个步兵师的师长，调派原本湘西革命军骑兵团团长担任湘西军团骑兵旅旅长。
后续，原来的3000多欧洲远征军的骨干陆续调换回国，由国内军官接替，1920年年底，周承业会替换陈开穹接任司令；军官轮换计划，既能让长期远离家乡的军人能够回乡稳定军心，同时保证了湘西对军队的有效控制，确保了军队指挥体系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新的军队管理层上任后，继续带领湘西军团在印度执行任务。他们继承了前任的工作作风，严格管理军队，认真执行任务，同时也注重与当地英国军警的配合，保持了湘西军团的勇武形象。
1919 年的印度，正处在殖民统治与民族觉醒的激烈碰撞期。加尔各答、孟买、德里作为英属印度最核心的三座城市，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战略职能 —— 加尔各答是殖民政府行政中心（ 1931 年正式迁入新德里），德里是历史文化重镇，而孟买则是无可替代的 “西部经济心脏”。
这座依托阿拉伯海港口崛起的城市，自 19 世纪中叶起便成为印度棉花纺织业的发源地，到 20 世纪初，已拥有超过 200 家纺织厂，占据全印度纺织产能的 60% 以上，不仅供应英属印度本土需求，更通过海运远销欧洲、非洲等地，是英国殖民经济体系中 “原料输出与工业加工” 的关键节点。
与此同时，孟买还是英属印度的金融贸易枢纽。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年在此设立的贸易据点，逐渐发展为印度储备银行的前身机构，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的分行密布于城市核心区，掌控着印度的货币发行、信贷投放与国际贸易结算。
数据显示，1919 年通过孟买港口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印度总额的 45%，其中棉花、黄麻、茶叶等殖民地特产的出口，直接为英国本土工业提供原材料支撑。
对于英国殖民当局而言，孟买的稳定不仅关乎经济利益，更直接影响其对整个南亚次大陆的统治根基 —— 一旦这座 “商业资本聚集区” 陷入混乱，英属印度的殖民经济体系将面临崩溃风险，到时大英帝国皇冠上的珍珠会黯然失色。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重要性，1919 年 10 月，当湘西军团的整编和新兵训练完成后，毫不犹豫地将这支 8 万人的外籍军团部署至孟买及周边地区。
在殖民当局的考量中，湘西军团具备两项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这支军队骨干经受过欧洲战场的洗礼，表现英勇，其战斗力远超印度本土的土兵部队；其二，湘西军团作为 “外来者”，与印度各民族、宗教群体无历史纠葛，不会因族群立场卷入当地矛盾，更适合执行 “中立的秩序维护者” 角色。而这一部署决策，使后面时间湘西军团长期驻扎孟买。
1919 年 11 月的孟买，笼罩在一层紧张的氛围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当局为弥补战争期间的经济损耗，大幅提高了对印度纺织业的税收额度，同时英国工厂主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方式转嫁成本。
数据显示，1919 年孟买纺织工人的平均日工资仅为 1.5 卢比，较战前下降 20%，而粮食价格却因通货膨胀上涨 35%，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跌至十年最低。在多次与工厂主谈判无果后，11 月 5 日，孟买纺织工人联合会率先发起罢工号召，提出 “加薪 30%、每日工作 8 小时、改善工厂安全条件” 三项核心诉求。
罢工浪潮从孟买南部的普拉巴德纺织厂区迅速蔓延，短短三天内，参与罢工的工人从最初的 2 万人增至 10 万人，超过孟买纺织业总从业人数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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