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九章 站稳脚跟
崇祯十八年六月初一，望海城。
雨水冲刷过的城墙露出斑驳的伤痕，但不再有炮火轰鸣。港口里，工匠们正在打捞沉船，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代替了厮杀呐喊。南门外新立起一片坟茔，四千二百三十七个木牌整齐排列，迎着海风肃立——那是围城战中阵亡的将士。
崇祯站在坟前，身后是朱慈烺、郑芝龙、郑成功、朱允熥等文武官员。没有仪仗，没有奏乐，只有海浪拍岸的单调声响。
“朕对不起他们。”崇祯的声音很轻，但在场每个人都听得清，“他们本该在故土安葬，有子孙祭扫。如今却埋在这万里之外的异乡，连墓碑都不敢刻真名——怕清军知道了，祸及家人。”
郑芝龙单膝跪地：“陛下，海上儿郎不讲究这些。能死在为大明朝开疆拓土的战场上，是他们的福分。”
“不是福分，是无奈。”崇祯摇头，“若能安居乐业，谁愿马革裹尸？所以朕今日在此立誓——”
他转身面向众人，一字一顿：
“三年内，朕要让新杭州的百姓吃饱穿暖，让将士们有家可归，让这片土地……真正成为汉家人的新家园。若违此誓，天厌之！”
誓言在海风中传开，守陵的士兵们红了眼眶。三个月前，他们还是流亡海上的丧家之犬；三个月后，他们有了可以誓死守护的土地，有了愿意为之效死的君王。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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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三，红石山矿场。
潘云鹤挂着拐杖——围城战时摔伤了腿——站在新建的冶炼炉前。炉火映红了他满是皱纹的脸，也映红了炉口流淌出的铜水。
“成了！”老工匠激动得声音发颤，“这炉子一天能炼三千斤铜！抵得上过去三个月的产量！”
朱允熥蹲在炉旁，用铁钳夹出一块铜锭。铜锭呈暗红色，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质地均匀，几乎没有杂质。
“是富矿。”他看向潘云鹤，“按这个产量，两个月内就能补齐火炮损失，还能铸一批新炮。”
“不止。”潘云鹤指向山脚新建的工坊，“郑公从南洋弄来的水力锻锤昨天安装好了，一天能锻五百斤熟铁。有了熟铁，就能做更精密的零件——火铳的弹簧、炮车的轮轴、甚至……钟表。”
钟表。这个词让朱允熥眼神微动。靖海军三百年传承，最精密的技艺就是制钟——不是西洋的自鸣钟，是结合了华夏水运仪象台原理和西洋齿轮技术的“天文钟”，能精准测算经纬度。
“陛下知道吗？”
“知道。”潘云鹤压低声音，“陛下说，要建一座‘格物院’，专门研究这些奇技淫巧……不，是‘实用之学’。你靖海军那些图纸、郑公从南洋弄来的西洋书籍、汤若望留下的手稿，都要收进去，让工匠们学习、改进、创新。”
朱允熥沉默片刻：“陛下不怕……士林非议？”
“这里没有士林。”潘云鹤笑了，笑容里有种解脱感，“只有想活下去的人。在生死面前，什么‘道器之辩’都是狗屁。能杀敌的炮就是好炮，能种出粮食的法子就是好法子。”
这话粗鄙，却道出了新杭州的现实——这里没有江南的文人清议，没有北京的党争倾轧，只有最朴素的生存逻辑。
“对了，”潘云鹤想起什么，“陛下让你去一趟港口。郑成功从台湾带来几个人，说是……懂得造船的匠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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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木棚里，郑成功正在给崇祯演示一件东西。
那是一艘船的模型，长约三尺，形制古怪——既有中式帆船的硬帆，又有西洋船的流线型船身，船底还有龙骨结构。
“这是臣在台湾时，与几个老船匠琢磨出来的。”郑成功指着模型，“咱们的福船载货多但航速慢，荷兰人的船快但吃水深。臣就想，能不能取长补短？”
崇祯仔细端详。模型做得精细，连船舵的传动机构都清晰可见。
“试过吗？”
“在台湾试过一艘小的，载重两百石，顺风一日能走一百五十里，比同等的福船快三成。”郑成功顿了顿，“可惜……城破时，船也烧了。”
“船匠呢？”
“带来了三个。”郑成功指向棚外。那里站着三个皮肤黝黑的汉子，局促地搓着手。都是闽南口音，自称祖上在泉州船厂干过，后来被郑芝龙招到台湾。
崇祯亲自走出去，用闽南话问：“这船，真能造大？”
为首的老匠人跪下：“回陛下，能！只要木料够，工具齐，五百料（约250吨）的大船，半年能造一艘！”
五百料，相当于中型战舰的吨位。如果真能比传统福船快三成，那意味着海上机动性的巨大提升。
“需要什么？”
“上好杉木三百根，铁钉五千斤，桐油三百桶，还有……”老匠人犹豫，“还要会算‘船式’的先生。这新船型，光靠经验不够，得算。”
“算”指的是船舶设计中的数学计算。崇祯想起来，郑和下西洋时，随船就有专门的“算手”，负责计算船体强度、载重、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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