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们俩回来，奶奶什么也没问，只是像往常一样招呼我们吃饭、洗漱、上炕睡觉。
屋里静得只剩下碗筷轻碰和呼吸声，那份安静比责骂更让人不安。
第二天上午，小姑急匆匆地回来了。
她一进门就和奶奶钻进里屋，关上门，压低的说话声像受潮的柴火，闷闷地、断续地传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小姑红着眼圈出来，蹲下身拉住我和弟弟的手，声音有些发抖：“如果……如果妈妈和爸爸分开了，你们想跟着谁？”
弟弟几乎立刻喊出来：“跟妈妈！”
小姑的目光转向我。
我看着弟弟，又看看奶奶屋里紧闭的门，喉咙发紧，最后小声说：“我……我想跟着奶奶。”
话一出口，小姑的眼泪就滚了下来，她一把抱住我们，肩膀微微耸动。
中午，爸爸也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
他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和更深的焦虑。
大人们又聚进了里屋，门关得严严实实。
我被支使着带弟弟出去玩，可耳朵总是不由自主地竖起来，捕捉着屋里任何一点模糊的声响。
第二天，爸爸和小姑说要去姥姥家。
弟弟立刻要跟着，他们便带他一起去了。
下午，只有爸爸和小姑回来了，弟弟没跟着。
他们的脸色依然凝重，继续在那间屋子里谈论着。
我独自待在妈妈平时住的屋子，摊开作业本，却一个字也写不进去。
笔尖在纸上戳出一个个无意义的黑点，像我心里那些理不清的乱麻。
一直到了过年前，妈妈才带着弟弟回来了。
她是怎么走的，我们不清楚；又是怎么回来的，也没人向我们解释。
家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又好像一切都悄悄改变了质地。
妈妈不再提起那件事，只是更沉默地操持家务，更用力地打扫、清洗、准备年货。
过年时，妈妈显现出她过日子的硬气和利落。
她卖掉了自己养的八头羊，杀了一头年猪，把鸡也处理得干干净净。
每一分钱都仔细盘算，每一样东西都物尽其用，连猪油都熬得澄澈，装进坛子存好。
她手里攒下的钱，就是这样从牙缝里、从汗水里、从对生活极致的精打细算中，一分一厘抠出来的。
这个家，在风暴边缘摇晃了一阵，似乎又靠着母亲这种沉默而坚韧的力气，暂时稳住了锚。
年过完了，雪还没化尽，院角的残雪脏兮兮的，像揉皱了的旧棉絮。
照例，初二刚过，徐泽他们就推着自行车铃叮当响地进了院子。
照例，我们嘻嘻哈哈地聚在一起，商量着去哪儿。
照例，有人说：“去老袁家吧，地方大！”
我们便又浩浩荡荡地出发，穿过还贴着褪色春联的巷子，骑车去了学校门口老袁家的饭店。
店里没什么生意，我们熟门熟路地钻进后面的空屋，支开桌子，拿出扑克。
阳光透过蒙尘的玻璃窗照进来，能看见光柱里浮动的微尘。
大家说笑、打牌、分食带着的年货零食。
杜鹃还是那么幽默感十足，二猴照样爱接话茬，老袁忙前忙后给我们倒水。
一切仿佛都严丝合缝地回到了旧轨道上，热闹是熟悉的热闹，笑声是往常的笑声。
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当乔青笑得前仰后合时，我的嘴角也跟着上扬，但心里那片地方，却像隔着层毛玻璃，那快乐传进来，变得朦朦胧胧，不那么烫人了。
当大家为了一张牌争得面红耳赤时，我会忽然有一瞬间的出神，目光飘向窗外，想起年前那些紧闭的房门、压低的谈话、妈妈苍白的脸，还有“离婚”那两个字冰冷的重量。
我照样打牌，照样说笑，甚至照样和乔志强为了出牌拌两句无关痛痒的嘴。
但在这些“照例”的缝隙里，我感到自己有一部分被悄悄留在了那个寒冷的年前，没能完全跟着大家一起跨进这个看似如常的新春。
回去的路上，沿途那样美，村庄的灯火次第亮起。
我和他们道别，走进自家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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