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提着一路上小心翼翼护着的鸡蛋筐，又和小姑去街口的小卖部，称了几把挂面，买了红糖、麦乳精，还有一包用油纸裹着的、印着红字的鸡蛋糕。
二婶在正屋里坐着。
屋里光线有些暗，窗上还挂着半截布帘。
她头上戴着顶毛线帽，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脸上带着刚生产完的疲惫，却也有种柔和的光。
她妈妈——我该叫亲家姥姥——忙前忙后地招呼我们：“快进来坐，快坐！”
我的眼睛早已黏在了墙角那张小床上。
“二婶，我能去看看妹妹吗？”我小声问。
“快来。”二婶的声音有些虚弱，却含着笑。
我踮着脚走到小床边。
心里那份好奇和渴望，瞬间满得要溢出来。
从小我就羡慕高霞有个跟屁虫似的妹妹，也羡慕杜鹃有两个总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妹妹。
我只有一个弟弟，虽然也好，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一直在心里偷偷盼着，能有个软软的、香香的、可以让我牵着手的姐姐或妹妹。
现在，我终于有妹妹了。
小床上，一个小小的包裹。我屏住呼吸，凑近去看。
襁褓里露出一张红扑扑、皱巴巴的小脸，眼睛紧紧闭着，睫毛又黑又长，像两把小扇子。
她的小嘴微微噘着，偶尔咂摸一下，睡得很沉。
一股混合着奶香和干净棉布的气味，暖暖地飘上来。
我看着她，心里那片空落落的地方，仿佛被这小小的、安静的呼吸，一点点填满了。
我想伸手摸摸她的小手，又怕惊扰了她，只能傻傻地站在床边，看着，看着。
窗外的光透过帘子缝隙，在她脸上投下一道柔和的光晕。
这就是我的妹妹。
花花。
中午，二叔下班回来，执意要招待我们。
“走，下馆子去，去‘二食堂’！”
他语气里带着一种工人老大哥的豪爽和不易察觉的、对家人的补偿心理。
“二食堂”并不远，是一栋敦实的二层苏式红砖楼，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但门口进出的人流赋予了它一种热闹的权威。
我们走进去，一楼嘈杂无比，弥漫着炖菜和蒸馍的厚重蒸汽。二叔熟门熟路地带我们上了二楼，这里安静些，是点菜的地方。
木头桌椅厚重，地板踩上去咚咚响。
二叔点了过油肉、烩三鲜、一大盘花卷。
菜的味道浓厚扎实，油光发亮，是工人阶级最实在的犒劳。
透过二楼的窗户，能看见楼下宽阔的马路和对面正在兴建的新楼。
我们就在这新旧交汇的节点上，完成了这顿充满家庭温情的午餐。
饭后，二叔送我们去车站。
回去坐的是另一趟公交车，车窗似乎更干净些。
回程的街景，因为有了来时的印象，显得既熟悉又有了新的角度。
午后的阳光更加炽烈，给那些新建的楼房瓷砖外立面镀上了一层晃眼的金边。
工地上的塔吊依然在运转，但街上的人流似乎更匆忙了。
路过“二食堂”时，我看到它旁边已经搭起了施工围挡，不知道又要建起什么。
那种“正在变化”的感觉，比来时更加强烈，仿佛这座城市在午睡后，又加快了一点生长的速度。
车子驶近火车站，熟悉的喧嚣再次包裹上来。
小贩的叫卖、行李的拖拽、广播里列车班次的信息……我们下了车，走进那片混杂着离别与抵达气息的阴影里。
我回头最后望了一眼车站外那条宽阔的、车流不息的马路。
来的时候，它像一条陌生的河，载着我流向一个未知的、有妹妹的世界。
现在，它又像同一条河，要把我送回熟悉的村庄。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我衣兜里装着给妹妹的糖果，眼睛里装着那座在烟尘与阳光中奋力长高的城市，心里装下了一个更复杂、更广阔的世界图景。
火车再次鸣笛，巨大的车轮开始缓缓转动，将站台、城市、和这个五味杂陈的下午，一起甩在了身后。
只有手里攥着的、那颗水果糖的玻璃糖纸，在昏暗的车厢里，仍闪烁着微弱的、属于城市的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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