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野人山的黑夜来得迅猛而彻底。浓密的树冠遮蔽了本就稀薄的星光，营地里唯一的光源，是那堆在泥地中央小心翼翼点燃的篝火。湿柴噼啪作响，冒着呛人的青烟，火苗不大，昏黄摇曳，勉强驱散一小圈令人心悸的黑暗和浸入骨髓的潮冷。
所谓的营地，不过是林中一片稍显干燥的空地。十几个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战士蜷缩在火堆周围，尽可能地靠近那点可怜的热量。他们沉默着，脸上写满了极致的疲惫和一种近乎麻木的忍耐。火上架着几块用树枝串起的、黑乎乎的块状物，那是扒去外皮、在火上烤得略微焦硬的树皮，是他们仅有的、难以下咽却必须吞咽的“食物”。
陈铭独自坐在离火堆稍远一点的树根凹陷处。他背靠着一棵巨大的树干，将身体大半隐在阴影里，只让那点微弱跳动的火光，刚好照亮他膝盖上摊开的油布包裹和里面的笔记本。他的腰挺得很直，与周围那些几乎瘫倒的躯体形成鲜明对比。陈砚坐在他旁边半步远的地方，不敢靠得太近，怕打扰这份专注，却又无法移开目光。
陈铭的手指因寒冷和虚弱而微微颤抖，但他握着一截烧黑后勉强当笔用的细树枝，握得很紧。他借着火光，一页一页地翻动着日记本，目光缓慢而沉重地扫过那些密密麻麻、字迹各异的名字、籍贯、牺牲日期和简略经过。每翻过一页，他的呼吸都会不由自主地加深一分。
他并没有出声，只是默读。但陈砚仿佛能听到那些名字在他胸腔里碰撞回响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陈铭停下翻页的动作，目光定格在某一行。他抬起头，望向跳跃的火光，又像是什么都没看。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陈砚耳中，也仿佛在说给自己和这片沉默的山林听：
“李建国，山东临沂人。是俺们连最好的机枪手，力气大，人也憨厚。六月十号，在掩护伤员转移的时候，鬼子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他倒下的时候，怀里还抱着机枪，手指扣在扳机上。”
他停顿，喉结滚动，用力眨了眨眼，把涌上来的酸涩硬生生憋回去。用袖子迅速抹了一下眼角，那里或许有湿意，或许只是火光映照的错觉。
“赵小花……女同志，湖南人。也是卫生员，比俺还小一岁。六月十二号，为了给一个重伤员找水清洗伤口，她钻进一片草丛……被一种浑身花斑的毒蛇咬了脚踝。等俺们发现，把她背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行了……嘴唇发紫，浑身抽搐，最后一句话是问‘那个伤员……水够不够’……”
念到“赵小花”这个名字时，陈铭的声音明显哽住了，变得沙哑扭曲。他低下头，额头几乎抵在摊开的日记本上，肩膀不受控制地微微耸动。火光映着他瘦削的侧脸和颤抖的睫毛，投下一片浓重的、悲伤的阴影。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抬起头，脸上已恢复了那种近乎冷酷的平静，只是眼圈通红。
他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念下去。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简短的描述，一个牺牲的场景，一段被他牢牢刻在脑海里的、关于那个生命最后瞬间的记忆。王铁栓、孙有才、周明远……这些名字和他描述的那些片段，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投入陈砚心中那片原本只存在于史料和想象的历史湖泊，激起剧烈而疼痛的涟漪。他们不再是冰冷数字里的一个“一”，他们曾经呼吸，有过家乡和亲人，有自己的性格和故事，然后，将这一切终结在这片异国潮湿而绝望的山林里。
“你……为什么要记下这么多名字？每一个都记得这么清楚？”陈砚终于忍不住，低声问道。他知道答案可能很沉重，但他需要听陈铭亲口说出来。
陈铭没有立刻回答。他合上日记本，用那双布满冻疮、伤口和污渍的手，极其轻柔地抚摸着封面磨损的油布，仿佛在抚摸一个婴儿，或是一件易碎的圣物。他的目光投向跳跃的火苗，又仿佛穿透火焰，看到了很远的地方。
“俺娘……不识字，就是个种地的。”他的声音平静下来，带着一种遥远的思念，“但她常跟俺说，人活这一辈子，草木一秋，图啥？不就图个有人记着，有人念着名儿么。要是死了，连个名儿都没留下，就像从来没来过这世上一样，那才叫真没了。”
他顿了顿，转头看向陈砚，火光在他眼中跳动，映出一种异常清澈而坚定的光芒。
“这些战友，都是好样的。他们跟着部队出缅甸，打鬼子，没一个怂包。他们倒在这儿，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国家，为身后的爹娘乡亲。”他的语气加重了，“俺得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带出去。万一……万一俺能活着走出去，俺得想办法，让他们的爹娘知道。知道他们的儿子（女儿）没白养，没给祖宗丢脸。知道他们是打鬼子牺牲的，是英雄。就算……就算俺也走不出去，这日记本要是能被后来人捡到，看见这些名字，也算……给他们留个念想。不能让这么多人，就这么……悄没声儿地烂在这林子里，连个水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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