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小心翼翼地将背包转到身前，拉开拉链，取出用防水袋装着的、李勇家那张泛黄地图的彩色打印件。他不敢有大动作，只是将地图朝着陈铭的方向，缓缓展开。
陈铭的视线死死盯在地图上。那上面的线条、标注、熟悉的野人山地形轮廓……尤其是那个“陈铭救小张处（险崖）”的注记，像一道惊雷劈中了他。他的手剧烈地抖了一下，手术刀差点脱手。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踉跄一步，想看得更清楚。
小张也挣扎着，被战友搀扶着凑近。当他看到地图，看到那个与他名字相关的注记时，他呆住了。过了好几秒，他抬起颤抖的手，指着地图，又看看陈砚，再看看周围地狱般的丛林，眼泪毫无征兆地汹涌而出，混合着脸上的泥污淌下。
“真的……记下来了？李大海……他还活着？他画下来了？”小张的声音破碎不堪，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狂喜与更深切的悲恸，“俺们……俺们这些人，真的……能被记住？不是烂在这山里，没人知道？”
陈铭没有看小张，他的目光从地图移开，死死盯着陈砚，那眼神复杂到了极点：震惊、怀疑、一丝渺茫的希望，以及巨大的、几乎将他压垮的疲惫。他缓缓地、极其缓慢地，垂下了握着手术刀的手。他没有完全放松警惕，但那种剑拔弩张的攻击性，消散了大半。
他弯下腰，从泥泞中捡起了刚才因警惕而掉落的那本油布包裹的笔记本。包裹的油布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他解开系绳，翻开本子。陈砚能看到，里面的纸张同样粗糙，字迹密密麻麻，许多地方被水渍晕染。陈铭直接翻到最新的空白页，他的手因为虚弱和激动抖得厉害。他咬破了自己的食指指尖（那手指上满是伤口和老茧），用渗出的血珠，在纸页上艰难地书写：
“1942年6月15日，遇陌生人，言自未来，称胜利已至，鬼子已败。吾等将信将疑。然其持地图，上有吾等行进路线及注记。若所言非虚……若胜利为真……”
他写到这里，停住了，血珠在纸上洇开一小团。他抬起头，再次看向陈砚，这一次，眼神里多了些别的东西，一种沉重的托付。
“俺们……”他开口，声音比刚才更加沙哑，却平缓了些，“走了十二天了。吃的，早就没了。只能扒树皮，挖草根。有的树皮苦，有的麻，有的吃了拉肚子……”他指了指旁边一个士兵腰间挂着的、用破布缝制的干粮袋，里面鼓鼓囊囊，显然是树皮草根。“昨天，有个战友……饿急了，看见几个红果子，没忍住，吃了。没多久，肚子疼得打滚，吐绿水……俺，俺没办法，看着他从疼到不动弹……”陈铭的声音哽住了，他用力眨了几下眼睛，把涌上来的酸涩逼回去。
他重新看向陈砚，眼神近乎哀求：“你能……帮俺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吗？就记在你这本子上。他叫王二柱，河南商丘人。他临走前，拉着俺的手，说想喝口家乡的胡辣汤……你能记下吗？别让他就这么没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陈砚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滚烫地滑过脸颊，滴落在身前潮湿的泥地上。他用力点头，哽咽得说不出话，手忙脚乱地从背包侧袋掏出自己的硬壳笔记本和一支笔。他单膝跪在泥泞里，不顾污秽，翻开本子崭新的一页，用颤抖却极其工整的笔迹，写下：
“王二柱。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卫生队战士。河南商丘人。1942年6月14日，于野人山撤退途中，因误食有毒野果，牺牲。年仅十九岁（推测）。”
写完后，他将这一页展示给陈铭看。陈铭凑近，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着，手指虚虚地拂过“王二柱”三个字，然后长久地停留在“牺牲”二字上。他紧闭双眼，肩膀微微耸动，良久，才长长地、无声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这时，陈砚才注意到，陈铭破烂的裤腿被树枝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露出的小腿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划伤、擦伤和虫咬的肿块，好几处已经化脓，黄白色的脓液黏在溃烂的皮肤边缘，触目惊心。而陈铭自己，似乎浑然不觉。
“你的腿……”陈砚忍不住出声。
陈铭低头看了一眼，扯了扯嘴角，那几乎不能算是一个笑容。“没事。皮外伤。俺是卫生员，先紧着战友。”他拍了拍腰间那个简陋的皮套，里面装着那把救过许多人、此刻已收回的手术刀，“这刀，跟了俺一路，用它救过十二个弟兄的命。锈了，磨磨就好，不能丢。”
他的语气平淡，就像在说今天天气如何。但在这平淡之下，是钢铁般的意志，是将他人生命置于自身之上的本能，是绝境中依然恪守职责的崇高。
就在这时，陈砚手中的军号，毫无征兆地、自行发出了一声极其低微、却清晰无比的嗡鸣。那声音仿佛来自号身深处，带着某种共鸣。紧接着，号管内壁，那一个个刻痕——“王”、“赵德胜”、“赵振国”、“林”、“陈”、“伊万”——竟同时泛起一层极其柔和、却无法忽视的微光，尤其是“陈”字，光芒稍亮，仿佛在应和着此情此景，应和着眼前这个名叫陈铭的年轻卫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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