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小心翼翼地将背包转到身前,拉开拉链,取出用防水袋装着的、李勇家那张泛黄地图的彩色打印件。他不敢有大动作,只是将地图朝着陈铭的方向,缓缓展开。
陈铭的视线死死盯在地图上。那上面的线条、标注、熟悉的野人山地形轮廓……尤其是那个“陈铭救小张处(险崖)”的注记,像一道惊雷劈中了他。他的手剧烈地抖了一下,手术刀差点脱手。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踉跄一步,想看得更清楚。
小张也挣扎着,被战友搀扶着凑近。当他看到地图,看到那个与他名字相关的注记时,他呆住了。过了好几秒,他抬起颤抖的手,指着地图,又看看陈砚,再看看周围地狱般的丛林,眼泪毫无征兆地汹涌而出,混合着脸上的泥污淌下。
“真的……记下来了?李大海……他还活着?他画下来了?”小张的声音破碎不堪,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狂喜与更深切的悲恸,“俺们……俺们这些人,真的……能被记住?不是烂在这山里,没人知道?”
陈铭没有看小张,他的目光从地图移开,死死盯着陈砚,那眼神复杂到了极点:震惊、怀疑、一丝渺茫的希望,以及巨大的、几乎将他压垮的疲惫。他缓缓地、极其缓慢地,垂下了握着手术刀的手。他没有完全放松警惕,但那种剑拔弩张的攻击性,消散了大半。
他弯下腰,从泥泞中捡起了刚才因警惕而掉落的那本油布包裹的笔记本。包裹的油布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他解开系绳,翻开本子。陈砚能看到,里面的纸张同样粗糙,字迹密密麻麻,许多地方被水渍晕染。陈铭直接翻到最新的空白页,他的手因为虚弱和激动抖得厉害。他咬破了自己的食指指尖(那手指上满是伤口和老茧),用渗出的血珠,在纸页上艰难地书写:
“1942年6月15日,遇陌生人,言自未来,称胜利已至,鬼子已败。吾等将信将疑。然其持地图,上有吾等行进路线及注记。若所言非虚……若胜利为真……”
他写到这里,停住了,血珠在纸上洇开一小团。他抬起头,再次看向陈砚,这一次,眼神里多了些别的东西,一种沉重的托付。
“俺们……”他开口,声音比刚才更加沙哑,却平缓了些,“走了十二天了。吃的,早就没了。只能扒树皮,挖草根。有的树皮苦,有的麻,有的吃了拉肚子……”他指了指旁边一个士兵腰间挂着的、用破布缝制的干粮袋,里面鼓鼓囊囊,显然是树皮草根。“昨天,有个战友……饿急了,看见几个红果子,没忍住,吃了。没多久,肚子疼得打滚,吐绿水……俺,俺没办法,看着他从疼到不动弹……”陈铭的声音哽住了,他用力眨了几下眼睛,把涌上来的酸涩逼回去。
他重新看向陈砚,眼神近乎哀求:“你能……帮俺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吗?就记在你这本子上。他叫王二柱,河南商丘人。他临走前,拉着俺的手,说想喝口家乡的胡辣汤……你能记下吗?别让他就这么没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陈砚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滚烫地滑过脸颊,滴落在身前潮湿的泥地上。他用力点头,哽咽得说不出话,手忙脚乱地从背包侧袋掏出自己的硬壳笔记本和一支笔。他单膝跪在泥泞里,不顾污秽,翻开本子崭新的一页,用颤抖却极其工整的笔迹,写下:
“王二柱。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卫生队战士。河南商丘人。1942年6月14日,于野人山撤退途中,因误食有毒野果,牺牲。年仅十九岁(推测)。”
写完后,他将这一页展示给陈铭看。陈铭凑近,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着,手指虚虚地拂过“王二柱”三个字,然后长久地停留在“牺牲”二字上。他紧闭双眼,肩膀微微耸动,良久,才长长地、无声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这时,陈砚才注意到,陈铭破烂的裤腿被树枝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露出的小腿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划伤、擦伤和虫咬的肿块,好几处已经化脓,黄白色的脓液黏在溃烂的皮肤边缘,触目惊心。而陈铭自己,似乎浑然不觉。
“你的腿……”陈砚忍不住出声。
陈铭低头看了一眼,扯了扯嘴角,那几乎不能算是一个笑容。“没事。皮外伤。俺是卫生员,先紧着战友。”他拍了拍腰间那个简陋的皮套,里面装着那把救过许多人、此刻已收回的手术刀,“这刀,跟了俺一路,用它救过十二个弟兄的命。锈了,磨磨就好,不能丢。”
他的语气平淡,就像在说今天天气如何。但在这平淡之下,是钢铁般的意志,是将他人生命置于自身之上的本能,是绝境中依然恪守职责的崇高。
就在这时,陈砚手中的军号,毫无征兆地、自行发出了一声极其低微、却清晰无比的嗡鸣。那声音仿佛来自号身深处,带着某种共鸣。紧接着,号管内壁,那一个个刻痕——“王”、“赵德胜”、“赵振国”、“林”、“陈”、“伊万”——竟同时泛起一层极其柔和、却无法忽视的微光,尤其是“陈”字,光芒稍亮,仿佛在应和着此情此景,应和着眼前这个名叫陈铭的年轻卫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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