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五年七月的洛阳城，暑热如蒸。
但白马寺译经院里，却另有一番清凉世界。这是寺内最僻静的一处院落，青砖铺地，古柏参天，屋檐下挂着的铜铃偶尔被风吹动，发出清越的声响。正堂内，数十盏油灯昼夜不熄，将满墙经卷照得泛着温暖的黄光。
时值黄昏，礼部主客郎中郑沅踏进院门时，正听见堂内传来抑扬顿挫的诵经声——那是梵语，音节奇异，仿佛带着天竺平原的风沙与恒河的水汽。
他停下脚步，静静听着。三日前，礼部尚书交给他一项新差事：协助译经院统筹今秋的佛经翻译与刊印事宜。这原不是主客郎中的本职，但因涉及与天竺僧人的往来，便落在了他的肩上。
“是《金刚经》。”一个温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郑沅回头，见一位老僧含笑而立。这僧人身穿杏黄袈裟，面容清癯，眼窝深陷，鼻梁高挺，一看便知有天竺血统。但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洛阳官话，带着些许凉州口音。
“大师是……”
“贫僧鸠摩罗什，凉州人士。”老僧合十行礼，“家父天竺人，家母龟兹人，贫僧生于龟兹，长于凉州，游学天竺十二年，开元元年奉诏来洛阳译经。”
郑沅连忙还礼：“久仰大师之名！下官礼部主客郎中郑沅，奉旨前来。”
“郑郎中请。”鸠摩罗什引他入内。
正堂宽敞，三面墙皆是顶天立地的木架，上面整齐码放着经卷。有些是贝叶经，用铁笔刻在天竺贝多罗树叶上；有些是羊皮卷，来自西域；更多的是晋朝产的麻纸卷轴，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汉字。
堂中央摆着七张长案，每张案后都坐着人——三名天竺僧人，四名晋朝学者。案上堆着经卷、稿纸、笔墨，还有几本厚厚的《梵汉字典》。油灯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书写动作轻轻摇曳。
“这是今日在译《维摩诘经》。”鸠摩罗什轻声解释，“左首那位是天竺那烂陀寺的僧伽跋陀罗大师，中间是我，右首是长安大庄严寺的慧远法师。其余几位是协助的学者。”
郑沅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位天竺僧人身旁都坐着一位晋朝学者，每位晋朝学者身旁也坐着一位天竺僧人。他们时而低声讨论，时而提笔书写，时而翻阅字典。
“这是‘双人合译’之法。”鸠摩罗什看出他的疑惑，“天竺僧人口述梵文经义，晋朝学者记录并润色为汉文；晋朝学者诵读汉文译文，天竺僧人对照梵文核验是否达意。如此往复，直至文义准确、文字通达。”
正说着，那位叫僧伽跋陀罗的天竺老僧抬起头，用生硬的汉语说：“此处……‘般若波罗蜜多’，汉文何解？”
他对面的晋朝学者沉吟道：“按旧译是‘智慧到彼岸’。但慧远法师以为，‘智慧’二字不足以尽‘般若’之义，‘到彼岸’也过于直白。不如译作‘究竟智慧’或‘无上智度’？”
慧远法师年约五十，是晋朝有名的高僧，此时捻须沉思片刻：“‘般若’非寻常智慧，乃洞见实相之智；‘波罗蜜多’非简单到彼岸，乃圆满成就之意。贫僧以为，可试译作‘智度圆满’。”
鸠摩罗什点头：“善。但需加注说明：‘般若’谓诸法实相之智，‘波罗蜜多’谓离一切执着、达涅盘彼岸。”他转向一旁的书吏，“记下：正文用‘智度圆满’，脚注详释其义。”
书吏运笔如飞。郑沅看得入神，他从未想过，译经竟是如此精微细致的事，一字一词都要反复推敲。
鸠摩罗什引他到偏室用茶。室内简朴，只有一张竹榻、两个蒲团、一张矮几。茶是寺院自种的薄荷茶，清凉解暑。
“大师来晋朝几年了？”郑沅问。
“四年又七个月。”鸠摩罗什微笑，“开元元年春，凉州刺史荐我入京。那时译经院初设，只有三人。如今你看——”他指了指正堂，“有译师十二人，助译学士二十四人，书吏、校勘、抄写共百余人。去岁译出经论四十三部，今岁计划译五十五部。”
“朝廷为何如此重视译经？”郑沅问出心中疑惑。他知道皇帝重儒术，也容佛道，但这样大规模、系统性地翻译佛经，似乎超出寻常的宗教需求。
鸠摩罗什为他斟茶，缓缓道：“郑郎中可知，佛教传入中土已三百年，然经典多为零散翻译，且各家译本不一，甚至同一部经有数个译本，文义相左。信徒无所适从，学者争论不休。”他顿了顿，“陛下曾言：‘教义不明，则信仰不纯；经典不一，则法门杂乱。’系统译经，是为正本清源。”
“那为何还要将儒家经典译为胡语？”
“这正是陛下高明之处。”鸠摩罗什眼中露出钦佩之色，“佛经译成汉文，是让佛法适应晋土；儒家经典译为胡语，是让圣贤之道广传四方。一来一往，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
正说着，慧远法师捧着几卷稿纸进来：“罗什师，这是《论语》前三章的胡语试译，请您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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