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两银票，带着夜露的微凉，沉甸甸地压在紫檀木匣的深处。钥匙贴身，像一块小小的烙铁，时刻提醒着柳若漪这份来自黑暗中的馈赠与重量。她谁也没告诉，包括最亲近的刘伯和赵掌柜，只说母亲尚有遗资，勉强搪塞过去。每一分钱，都要在最要紧的地方，绽出光来。
陈家的打压，是江宁冬日里一场无声的、绵绵不绝的冻雨。清水县的米路彻底断了，刘伯灰头土脸地押着几车成本奇高的新米回来，几乎看不到利润。绸缎庄那位刚请来、手艺不错的胡师傅，才干了三天，夜里便被不知哪里来的混混“请”去喝了一顿酒，第二天就托人捎来口信，家里老母急病，辞工不干了。新进的一批松江细布，船在秦淮河岔口“意外”搁浅，捞起来时浸了水，大半成了废品。
刘伯气得捶胸顿足，赵掌柜愁得几天吃不下饭。柳若漪听着，只是沉默地翻开账本，用炭笔在“损耗”那一栏，又添上一笔。笔尖划过粗糙的纸面，沙沙作响，像蚕在啃食所剩无几的桑叶。
她没有哭，也没有怨。哭和怨，换不来米，也染不出布。她只是在天色将明未明时起身，在灯油耗尽前睡下，一遍遍看那些地契、账册，一遍遍揣摩父亲生前偶尔提及的生意经，从字缝里，从记忆的角落里，搜刮着一点点可能的光亮。
“他们卡我们的脖子，是觉得我们离了那几条大路，就活不下去。”柳若漪的声音在清晨清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她指着江宁城的简图，那是她从父亲旧书里翻出来的，“刘伯，清水县的路走不通，那就往更西、更偏僻的乡下去。江宁西边，临着皖地，山多，路难走，陈家看不上那里的零散米粮。你带人，拿现银，一个村一个镇去收。价钱可以比市价高半成，但要干净，要新。量少不怕，聚沙成塔。”
她又看向赵掌柜，指尖点着东市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巷：“云锦阁的料子金贵，绣楼里的裁缝眼高。可江宁城里，多少小门小户的媳妇姑娘，一年到头也未必舍得裁一身新衣？她们缝缝补补，改改接接，总要用布，要针线。我们不跟云锦阁比苏杭的锦，我们就进最结实耐穿的松江紫花布、太平府的青布，再进些物美价廉的湘绣丝线、时兴的纽扣花样。铺子前头隔出半间，请两个手脚利索、工钱公道的婆子坐镇，专接改衣、缝补、打络子的零活，价钱定低些。再把那些浸了水、颜色不匀的布头，裁成鞋面、枕顶、小孩的围嘴，便宜卖，或者，买布就送。”
刘伯和赵掌柜听着，眼睛渐渐睁大。这路子……太“小”了，小到那些大商号根本不屑一顾。可细细一想，江宁城数十万人口，真正穿得起云锦阁、请得起绣楼裁缝的，能有几家？这“小”生意背后的“大”数目，让他们心头一跳。
“还有，”柳若漪的目光移向一直没说话的钱掌柜，“码头那两个小股的账，明面上查不动，就暗着来。你去找以前在码头做苦力头、后来被排挤走的孙瘸子，他熟悉码头三教九流，讲义气。告诉他，柳家那两个旧仓房，收拾出来，可以借给他用，不收租钱，但有个条件——他手下那些弟兄，得帮我们看着点码头，有什么风吹草动，尤其是关于那两家占着我们股子的船行、堆栈的动静，给咱们递个信儿。他不愿沾麻烦，递个信儿总行。”
钱掌柜豁然开朗，码头那摊浑水，硬碰不行，或许可以借力。
“大小姐，”刘伯还是有些担心，“咱们本钱就这些，这么撒出去，又收米，又进布，还请人……万一……”
“没有万一。”柳若漪打断他，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按部就班，等着陈家把路堵死，才是死路一条。我们本钱小，就做小生意，赚辛苦钱。我们人手少，就聚起那些同样被排挤、想过安稳日子的人。他们嫌利薄，我们不怕。他们看不上的人，我们用。”
她顿了顿，看着三位老掌柜：“刘伯，赵伯，钱伯，柳家现在没什么可以倚仗，只有‘信义’两个字，是父亲留下的，也是我们唯一能拿出来，比金子还硬的东西。收米，给足价，不压秤；卖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对伙计，不拖欠工钱，将心比心。我们就赌，这江宁城里，肯认这两个字的人，还没有死绝。”
三位老掌柜看着她清瘦却挺得笔首的脊背，看着她眼中那簇在绝境里越烧越亮的火苗，胸中那股被现实打压得几乎熄灭的气，又慢慢蒸腾起来。是啊，老爷当年，不就是靠着“信义”二字，从一个小布贩子做起，撑起了柳家的家业吗？
“干了！”刘伯一拍大腿，老眼重新焕发出光彩，“不就是多跑些路，多磨些嘴皮子吗？老朽这双腿，还能动！”
“对！大小姐说得在理！那些大铺子瞧不上的生意，咱们来做！我就不信，堂堂正正做生意，还能饿死不成？”赵掌柜也激动起来。
钱掌柜没说话，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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