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两银票,带着夜露的微凉,沉甸甸地压在紫檀木匣的深处。钥匙贴身,像一块小小的烙铁,时刻提醒着柳若漪这份来自黑暗中的馈赠与重量。她谁也没告诉,包括最亲近的刘伯和赵掌柜,只说母亲尚有遗资,勉强搪塞过去。每一分钱,都要在最要紧的地方,绽出光来。
陈家的打压,是江宁冬日里一场无声的、绵绵不绝的冻雨。清水县的米路彻底断了,刘伯灰头土脸地押着几车成本奇高的新米回来,几乎看不到利润。绸缎庄那位刚请来、手艺不错的胡师傅,才干了三天,夜里便被不知哪里来的混混“请”去喝了一顿酒,第二天就托人捎来口信,家里老母急病,辞工不干了。新进的一批松江细布,船在秦淮河岔口“意外”搁浅,捞起来时浸了水,大半成了废品。
刘伯气得捶胸顿足,赵掌柜愁得几天吃不下饭。柳若漪听着,只是沉默地翻开账本,用炭笔在“损耗”那一栏,又添上一笔。笔尖划过粗糙的纸面,沙沙作响,像蚕在啃食所剩无几的桑叶。
她没有哭,也没有怨。哭和怨,换不来米,也染不出布。她只是在天色将明未明时起身,在灯油耗尽前睡下,一遍遍看那些地契、账册,一遍遍揣摩父亲生前偶尔提及的生意经,从字缝里,从记忆的角落里,搜刮着一点点可能的光亮。
“他们卡我们的脖子,是觉得我们离了那几条大路,就活不下去。”柳若漪的声音在清晨清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她指着江宁城的简图,那是她从父亲旧书里翻出来的,“刘伯,清水县的路走不通,那就往更西、更偏僻的乡下去。江宁西边,临着皖地,山多,路难走,陈家看不上那里的零散米粮。你带人,拿现银,一个村一个镇去收。价钱可以比市价高半成,但要干净,要新。量少不怕,聚沙成塔。”
她又看向赵掌柜,指尖点着东市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巷:“云锦阁的料子金贵,绣楼里的裁缝眼高。可江宁城里,多少小门小户的媳妇姑娘,一年到头也未必舍得裁一身新衣?她们缝缝补补,改改接接,总要用布,要针线。我们不跟云锦阁比苏杭的锦,我们就进最结实耐穿的松江紫花布、太平府的青布,再进些物美价廉的湘绣丝线、时兴的纽扣花样。铺子前头隔出半间,请两个手脚利索、工钱公道的婆子坐镇,专接改衣、缝补、打络子的零活,价钱定低些。再把那些浸了水、颜色不匀的布头,裁成鞋面、枕顶、小孩的围嘴,便宜卖,或者,买布就送。”
刘伯和赵掌柜听着,眼睛渐渐睁大。这路子……太“小”了,小到那些大商号根本不屑一顾。可细细一想,江宁城数十万人口,真正穿得起云锦阁、请得起绣楼裁缝的,能有几家?这“小”生意背后的“大”数目,让他们心头一跳。
“还有,”柳若漪的目光移向一直没说话的钱掌柜,“码头那两个小股的账,明面上查不动,就暗着来。你去找以前在码头做苦力头、后来被排挤走的孙瘸子,他熟悉码头三教九流,讲义气。告诉他,柳家那两个旧仓房,收拾出来,可以借给他用,不收租钱,但有个条件——他手下那些弟兄,得帮我们看着点码头,有什么风吹草动,尤其是关于那两家占着我们股子的船行、堆栈的动静,给咱们递个信儿。他不愿沾麻烦,递个信儿总行。”
钱掌柜豁然开朗,码头那摊浑水,硬碰不行,或许可以借力。
“大小姐,”刘伯还是有些担心,“咱们本钱就这些,这么撒出去,又收米,又进布,还请人……万一……”
“没有万一。”柳若漪打断他,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按部就班,等着陈家把路堵死,才是死路一条。我们本钱小,就做小生意,赚辛苦钱。我们人手少,就聚起那些同样被排挤、想过安稳日子的人。他们嫌利薄,我们不怕。他们看不上的人,我们用。”
她顿了顿,看着三位老掌柜:“刘伯,赵伯,钱伯,柳家现在没什么可以倚仗,只有‘信义’两个字,是父亲留下的,也是我们唯一能拿出来,比金子还硬的东西。收米,给足价,不压秤;卖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对伙计,不拖欠工钱,将心比心。我们就赌,这江宁城里,肯认这两个字的人,还没有死绝。”
三位老掌柜看着她清瘦却挺得笔首的脊背,看着她眼中那簇在绝境里越烧越亮的火苗,胸中那股被现实打压得几乎熄灭的气,又慢慢蒸腾起来。是啊,老爷当年,不就是靠着“信义”二字,从一个小布贩子做起,撑起了柳家的家业吗?
“干了!”刘伯一拍大腿,老眼重新焕发出光彩,“不就是多跑些路,多磨些嘴皮子吗?老朽这双腿,还能动!”
“对!大小姐说得在理!那些大铺子瞧不上的生意,咱们来做!我就不信,堂堂正正做生意,还能饿死不成?”赵掌柜也激动起来。
钱掌柜没说话,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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