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
一天晚上，我盛了碗热汤面端给他，试着开口：“拆迁的事…您咋想？”
老姜同志接过碗，却没动筷子，沉默了一会儿，声音有些沙哑：“能咋想？上头定了的事，咱老百姓还能拧得过？”
他顿了顿，抬眼看了我一下，眼神复杂，“倒是你…九儿，你咋打算？这铺子…肯定开不成了。”
纸扎铺依附于筒子楼和这片老社区而存在，拆迁意味着客户群的消散和经营场所的消失。
这我心里清楚。
“铺子没了就没了，”
我语气尽量轻松：“我这‘手艺’，到哪儿好像也能混口饭吃。”
这话半真半假。
处理阴邪之事的需求不会因地域消失，但陌生的环境，重新建立信任和口碑，绝非易事。
老姜同志深深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这个，转而道：“你…也十八了。有啥…长远打算没？总不能…一辈子弄这个。”
他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关切和忧虑。
长远打算？我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似乎从未真正仔细想过。
跟着师父学艺是为了活命，回到筒子楼是为了安身，处理那些“麻烦”是为了糊口和…某种说不清的责任感。
未来？
像普通人一样读书、工作、成家？
我的“半阴半阳”体质，胸口那枚日益沉重的铜钱（尽管刻意不去深究其变化），身边跟着的柳仙、时不时冒头的黄仙，还有那些可能隐藏在暗处的目光…
这些，都让我与“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格格不入。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最终笑了笑，带点混不吝的意味，“车到山前必有路，说不定拆迁款够咱爷俩换个地方开个小卖部呢？”
老姜同志被我逗得扯了下嘴角，却没多少笑意，低头大口吃起了面。
拆迁的脚步比预想的更快。
春节刚过，积雪还未化尽，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就带着测量队进了筒子楼。
每家每户的面积被仔细丈量、登记，墙壁上用红漆喷上大大的编号和“拆”字。
那鲜红的、带着决绝意味的标记，像一道道刺眼的伤口，刻在老楼斑驳的躯体上。
气氛变得更加焦躁和伤感。
邻居间因为公共面积划分、煤棚子归属、甚至楼道里堆放的破柜子谁先搬的问题，爆发了更多口角。
但同时，一起住了几十年的情分，也在离别将至时变得更加清晰。
张家炖了肉会端一碗给李家，李家买了水果也会分几个给对门。
老人们聚在还能晒到太阳的背风处，絮絮叨叨回忆着当年建楼时的热火朝天，谁家孩子出生，谁家娶媳妇，谁家老人在这里闭的眼。
我的纸扎铺提前进入了“清仓”状态。
剩下的纸张竹篾，能处理的处理，不能处理的打包。
那些未完工的纸人纸马，被我集中到后院空地，选了个天气晴好的下午，一把火烧了。
火光跳跃，纸灰飞扬，像一场沉默的告别仪式。
柳应龙默默站在我身边，黄三爷在不远处屋檐上蹲着，破天荒地没有聒噪。
最后一段日子，我接活的频率明显降低，更多的时间，是在筒子楼内外漫无目的地走动。
走过狭窄昏暗的楼道，抚摸过被煤烟熏得黑亮的墙壁，在公共水房锈蚀的水龙头前停留，去废弃的锅炉房门口站一会儿（那里早已被锁死，里面据说清理过，但再也没人靠近）。
那些熟悉的、混合着各种生活气息的角落，那些曾经见证过我恐惧、成长、以及鸡飞狗跳日常的场景，都将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化为瓦砾和尘埃。
老姜同志开始收拾家里的东西。
几十年的家当，真正值钱的没几样，更多的是承载着记忆的琐碎物件：
掉了瓷的搪瓷缸子，印着“先进生产者”的笔记本，我小时候的作业本，母亲留下的几件旧衣服（他一直小心收着）…
每一件，他都要拿在手里摩挲半天，然后才决定是带走、送人，还是扔掉。
这个过程缓慢而煎熬，仿佛在亲手 dismantle 一段人生。
我也清理了自己的东西。
几件换洗衣服，师父留下的几本破旧典籍（勉强算典籍），一些画废的符纸和用剩的香烛朱砂，胡三妹子给的清心铃，将军骨（光泽依旧黯淡），还有…
那两枚紧贴在一起、一冷一热的铜钱。
我把它们用一块干净的软布包好，贴身收藏。
手指拂过子钱上那些细微的裂痕时，总能感到一阵心悸，但我强迫自己移开注意力。
春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搬迁的通知终于正式下达。
过渡房安排在城北一片新搭建的简易板房区，条件简陋，但总算有个落脚处。
补偿方案也公布了，比最悲观的预期稍好，但绝谈不上宽裕。
家家户户开始真正行动起来，打包行李，联系搬家的板车（后来出现了三轮车），楼道里整天响着嘈杂的声响和告别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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