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松花江上化开的冰排子，撞过最后一个弯，晃晃悠悠漂进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千禧年的烟花，在县城的夜空零星炸响过几回，带着股新旧交替的惶惑与微茫的希望，很快就散尽了。
那股子弥漫全球的“千年虫”恐慌，传到东北这犄角旮旯的筒子楼里，就变成了老姜同志饭桌上就着二锅头的一句嘟囔：
“啥虫不虫的，还能把咱这破锅炉房啃了？该烧煤烧煤，该吃饭吃饭！”
话是这么说，可有些变化，还是像开春后墙根下悄悄冒头的嫩草芽，挡不住地钻出来。
首先是纸扎铺的“生意”。
自打陈家坳那档子事悄没声儿地传开——
陈友良老先生虽遵嘱没大肆宣扬，但架不住村里老头老太太的嘴，加上黄三爷那张吹起来没边儿的碎嘴暗中推波助澜——
“姜家小子有点邪门本事”的名声，像长了腿似的，在县城周边几个村镇不温不火地蔓延开来。
找上门的不再局限于哭哭啼啼、拿着逝者生辰八字来求个“好看点”纸活的家属。
偶尔，会有面色惶惑、眼神躲闪的陌生人，揣着用红布或黄纸包着的“心意”，在黄昏时分敲响纸扎铺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
他们的问题五花八门：
祖坟好像有点不对劲，开春扫墓总觉得阴风阵阵；
家里老人去世后，小孩半夜总哭说看见“黑影”；
新搬的屋子晚上总有怪响，睡不踏实；
甚至还有问能不能给“看看”运势，求个平安符的。
我大多时候是惫懒地应付着。
真遇上沾了阴秽邪气的，酌情收点钱物（红纸包厚度决定了我的“酌情”程度），用师父教的法子结合自己这几年摸爬滚打琢磨出的野路子，能化解的化解，化解不了又非要纠缠的，就“建议”他们去更大点的寺庙或道观“拜拜”。
至于看相算命求符？
一律摆手：“不会，找错人了。”
倒不是清高，是真不会，师父当年就没正经教过这个，用他的话说：“命数这玩意儿，沾多了折寿，咱吃的是‘清理’饭，不是‘指点’饭。”
黄三爷对此颇有微词，常在我耳边聒噪：
“姜兄弟，送上门的香火钱！你咋就往外推呢？不会算？胖爷我…呃，三爷我多少懂点啊！咱可以合作嘛！你负责‘看’，我负责‘说’，五五分账…”
往往话没说完，就被柳应龙一个冰冷的眼神，或者我随手弹过去的一小撮掺了雄黄的香灰给噎回去。
这厮倒也识趣，知道在我这儿讨不到太多便宜，便时常玩失踪，美其名曰“拓展业务渠道”，也不知道又去哪个村头社戏班子混吃混喝，或是找哪家新丧的富户“友情出演”保家仙去了。
柳应龙则彻底在纸扎铺扎下了根。
他不像黄三爷那般跳脱，大多数时候就像一道沉默的影子，倚在铺子最里角那把唯一完整的太师椅里（从废品站拖回来的），闭目养神，或者用那双墨绿的竖瞳，无焦点地望着门外流淌的光阴。
他的“伙食”依旧是个问题，饭量虽比刚来时收敛了些，但仍远超常人。
好在随着“业务”稍有起色，偶尔能接个稍微肥点的活儿，加上老姜同志厂里效益居然有了一丝回光返照般的“好转”（据说接了批外贸订单），家里的米缸总算不至于见底太快。
作为回报，柳应龙承包了铺子里大部分需要力气的活计——搬纸、扎架、甚至帮着老姜同志修理家里总出毛病的破家具。
他手艺粗糙，但力气够大，效率惊人。
老姜同志对我的“副业”，态度依旧复杂。
一方面，眼见着家里经济压力因我的“外快”稍有缓解，他紧绷的眉头能稍稍舒展片刻；
另一方面，每次看到有面色不正的人鬼鬼祟祟上门，或者我半夜被叫出去“办事”后带着一身香火纸灰味、脸色苍白地回来，他那双被岁月和煤灰侵蚀的眼睛里，总会翻涌起深沉的担忧和欲言又止的烦躁。
父子间的对话依旧不多，常常是沉默地吃饭，间或几句关于天气、菜价、厂里闲话的交流。
但有些东西，在沉默中悄然改变。
比如，他不再轻易提起“别搞那些神神叨叨”，比如，他会在冬天给我留门厅炉子上温着的饭菜，即使我回来再晚。
王墩儿的腿伤养了小半年，总算能撇开拐杖瘸着走了，落下了点微跛的后遗症，但人精神头回来了。
他不再提去南方的事，就在筒子楼附近支了个简陋的修鞋补胎摊子，手艺居然还不错，养活自己之余还能偶尔给我和老姜捎点卤煮熟食。
关于县医院那晚的事，我们默契地很少提及，仿佛那只是一场共同经历的、荒诞而危险的噩梦。
只有喝多了的时候，王墩儿会红着眼眶，拍着我肩膀含混地说：“九儿…哥欠你一条命…”
我则用酒杯碰碰他的，把话题岔开：“墩儿哥，你那卤煮，下次多放点豆腐，少肥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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