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知青下乡政策推行五年,陈安在杨树坳,却从没见过一个松县本地的知青。
就像陈安的那些同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的,几乎都逃不开下乡插队的命运。
而但凡有点办法的家庭,都会托关系把下乡的孩子往离县城近的大队安排。
离城近的好处太多了:工厂要是有招工名额,消息能比偏远村子快两三天,孩子赶去报名都占优势。
买东西不用背着背篓走半天山路。真要是孩子水土不服、跟人起了冲突,家里人骑辆自行车就能赶到。
谁也舍不得让孩子去偏远山沟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可偏偏杨树坳这个离松县县城最近的大队,来这儿的知青却全是天南海北的外地人,连个邻县的都没有。
起初陈安还以为是这本年代文的设定如此,没往深了想,直到知晓知青补贴的发放猫腻,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哪是什么设定,分明是张铁牛这群大队干部,跟公社那边打了招呼,故意不要本地知青!
毕竟本地知青在县里根基深,谁家没几个亲戚朋友?
真要是在大队里受了欺负、被克扣了补贴,转头就能回家喊上一屋子人来理论。
可吴军他们这些外地知青就不一样了,无依无靠、举目无亲,想扩建个知青点,硬生生被拖了两三年,到现在还是两间旧土房,也只能咬着牙忍着,连句硬话都不敢说。
这两天陈安没闲着,趁着夜色和没人注意的间隙,悄悄用精神力把几个村干部的家扫了两遍,谁家藏了多少钱、藏在什么地方,都被她摸得一清二楚。
不得不说,这年头就算是手握实权的村干部,也没多少家底。
村里那几个看着老实巴交的干部,比如管账的田会计、大队书记张前进,估计是胆子小,不敢在补贴上搞太多小动作,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也就六七百块。
比起大队里普通人家一两百块的积蓄而言,不算少,可真要想给孩子买个工作、托关系走个门路,这点钱转眼就能花光,根本经不住折腾。
真正的“大鱼”,毫无疑问是张铁牛。
他深谙“狡兔三窟”的道理。光他家,陈安用精神力就扫到了五个藏钱点,从房梁上的木盒、炕柜的夹层,到酸菜缸底下,每个地方都藏着三四百块现金,加起来足足有一千七百块。
张铁牛家最值钱的东西,藏在最不起眼的猪圈地基下头。那儿埋着满满一瓦罐金条和银元,这可不是普通农民能有的财物。
陈安猜测,这些金条和银元,十有八九是当年“斗地主”时,张铁牛家趁机私吞的。
张铁牛家祖上就是地主家的佃户,当年土改时,他家因为在“斗地主”中表现积极,带头揭发地主的财产,被上头的干部记住了名字,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
后来凭着“三代贫农”的好成分,他一步步当上了村长。等村子改成大队,又摇身一变成了大队长,这位置一坐就是十几年,在杨树坳里根基扎得极深,没人能撼动。
不过除了张铁牛家,其他几户干部的财产也没多到让人咋舌的地步。
一来杨树坳每年不敢接太多新知青,多了社员会抱怨,知青干活不行,还得占大队的口粮。
二来知青补贴本就有限,张铁牛他们还得从中抽一部分,给知青办的人“意思意思”,这么一分,最后落到每个人口袋里的钱不剩多少。
三来前几年这几户都翻新或盖了新房,盖房是笔大开销,钱大多花在了这上面。
至于张铁牛家比别家富裕些,也能找到合理说辞。
他有个儿子张建军在部队当兵,多出来的那些现金,大可以说是张建军寄回的津贴。
至于那罐金银,他藏得极深,杨树坳以前的地大多是袁地主的,真要被发现,他只需把责任推到袁地主头上。
如今袁地主一家全死光了,谁也没法跟他较真。
这样一来,就算真有人举报,等调查组进了村,这群人也早把说辞对得严丝合缝。
毕竟从张铁牛到管账的田会计,每个人都从克扣的补贴里分了好处,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利益绑得这么紧,他们只会抱团把事情捂得严严实实,绝不可能有人为了自保站出来揭发。真把事捅破了,谁都没好果子吃。
村民们就更不会为了知青的补贴去得罪大队干部了。在他们看来,就算干部们不拿这些钱,补贴也落不到自己头上,犯不着为了外人出头。
不然这些年,村干部们一家接一家翻新瓦房、盖砖房,日子过得比普通社员滋润太多,难道真没人看出来不对劲?不过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少管闲事”的道理,没人愿意挑头罢了。
想从账本上找突破口更是难如登天。这些人都是老狐狸。记着赃款赃物的账本,哪会傻到藏在家里?那不是主动把把柄递到别人手里吗?
可大队的公账又挑不出半分错。知青补贴怎么发、公社西药怎么领怎么报,每一笔都按流程走了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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