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知青下乡政策推行五年，陈安在杨树坳，却从没见过一个松县本地的知青。
就像陈安的那些同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的，几乎都逃不开下乡插队的命运。
而但凡有点办法的家庭，都会托关系把下乡的孩子往离县城近的大队安排。
离城近的好处太多了：工厂要是有招工名额，消息能比偏远村子快两三天，孩子赶去报名都占优势。
买东西不用背着背篓走半天山路。真要是孩子水土不服、跟人起了冲突，家里人骑辆自行车就能赶到。
谁也舍不得让孩子去偏远山沟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可偏偏杨树坳这个离松县县城最近的大队，来这儿的知青却全是天南海北的外地人，连个邻县的都没有。
起初陈安还以为是这本年代文的设定如此，没往深了想，直到知晓知青补贴的发放猫腻，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哪是什么设定，分明是张铁牛这群大队干部，跟公社那边打了招呼，故意不要本地知青！
毕竟本地知青在县里根基深，谁家没几个亲戚朋友？
真要是在大队里受了欺负、被克扣了补贴，转头就能回家喊上一屋子人来理论。
可吴军他们这些外地知青就不一样了，无依无靠、举目无亲，想扩建个知青点，硬生生被拖了两三年，到现在还是两间旧土房，也只能咬着牙忍着，连句硬话都不敢说。
这两天陈安没闲着，趁着夜色和没人注意的间隙，悄悄用精神力把几个村干部的家扫了两遍，谁家藏了多少钱、藏在什么地方，都被她摸得一清二楚。
不得不说，这年头就算是手握实权的村干部，也没多少家底。
村里那几个看着老实巴交的干部，比如管账的田会计、大队书记张前进，估计是胆子小，不敢在补贴上搞太多小动作，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也就六七百块。
比起大队里普通人家一两百块的积蓄而言，不算少，可真要想给孩子买个工作、托关系走个门路，这点钱转眼就能花光，根本经不住折腾。
真正的“大鱼”，毫无疑问是张铁牛。
他深谙“狡兔三窟”的道理。光他家，陈安用精神力就扫到了五个藏钱点，从房梁上的木盒、炕柜的夹层，到酸菜缸底下，每个地方都藏着三四百块现金，加起来足足有一千七百块。
张铁牛家最值钱的东西，藏在最不起眼的猪圈地基下头。那儿埋着满满一瓦罐金条和银元，这可不是普通农民能有的财物。
陈安猜测，这些金条和银元，十有八九是当年“斗地主”时，张铁牛家趁机私吞的。
张铁牛家祖上就是地主家的佃户，当年土改时，他家因为在“斗地主”中表现积极，带头揭发地主的财产，被上头的干部记住了名字，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
后来凭着“三代贫农”的好成分，他一步步当上了村长。等村子改成大队，又摇身一变成了大队长，这位置一坐就是十几年，在杨树坳里根基扎得极深，没人能撼动。
不过除了张铁牛家，其他几户干部的财产也没多到让人咋舌的地步。
一来杨树坳每年不敢接太多新知青，多了社员会抱怨，知青干活不行，还得占大队的口粮。
二来知青补贴本就有限，张铁牛他们还得从中抽一部分，给知青办的人“意思意思”，这么一分，最后落到每个人口袋里的钱不剩多少。
三来前几年这几户都翻新或盖了新房，盖房是笔大开销，钱大多花在了这上面。
至于张铁牛家比别家富裕些，也能找到合理说辞。
他有个儿子张建军在部队当兵，多出来的那些现金，大可以说是张建军寄回的津贴。
至于那罐金银，他藏得极深，杨树坳以前的地大多是袁地主的，真要被发现，他只需把责任推到袁地主头上。
如今袁地主一家全死光了，谁也没法跟他较真。
这样一来，就算真有人举报，等调查组进了村，这群人也早把说辞对得严丝合缝。
毕竟从张铁牛到管账的田会计，每个人都从克扣的补贴里分了好处，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利益绑得这么紧，他们只会抱团把事情捂得严严实实，绝不可能有人为了自保站出来揭发。真把事捅破了，谁都没好果子吃。
村民们就更不会为了知青的补贴去得罪大队干部了。在他们看来，就算干部们不拿这些钱，补贴也落不到自己头上，犯不着为了外人出头。
不然这些年，村干部们一家接一家翻新瓦房、盖砖房，日子过得比普通社员滋润太多，难道真没人看出来不对劲？不过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少管闲事”的道理，没人愿意挑头罢了。
想从账本上找突破口更是难如登天。这些人都是老狐狸。记着赃款赃物的账本，哪会傻到藏在家里？那不是主动把把柄递到别人手里吗？
可大队的公账又挑不出半分错。知青补贴怎么发、公社西药怎么领怎么报，每一笔都按流程走了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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