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春天来得有些迟，三月了，四九城的柳树才勉强抽出点鹅黄的嫩芽。倒春寒一阵接一阵，冷风里裹挟着沙尘，吹得人睁不开眼。
轧钢厂的食堂却热气腾腾。中午开饭时，每个工人饭盒里都多了一勺油汪汪的红烧肉——虽然肉不多，大多是土豆和萝卜，但那实实在在的肉香和油星，已经让工人们心满意足了。
“又是李工的猎物？”一个年轻工人边吃边问老师傅。
“可不嘛。”老工人扒拉着饭，“听说这回是头大野猪，三百多斤呢。李工带着人在西山蹲了四天四夜才打到。你说这大冷天的，山里得多遭罪……”
“李工真是咱们厂的福星。”年轻工人感叹，“这都第几次了？隔三差五就能见着荤腥。”
“所以说啊，跟着李工干，错不了。”老工人压低声音，“我听说，就因为这个，部里都点名表扬咱们厂了，说咱们在困难时期还能保证工人营养，是典型。”
这样的对话，在轧钢厂各个角落重复着。李建国的“打猎英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工人们真心感激他，领导们也对他越发倚重。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乐见其成。
厂办公楼三楼，原生产副厂长、现已被调到工会挂闲职的杨厂长，正站在窗前，冷冷地看着食堂门口排队领饭的工人。
他是去年因为一起重大生产事故被免去实职的。事故调查时，李建国作为技术骨干，出具了关键的技术分析报告，指出了管理层的责任。虽然报告客观公正，但杨厂长一直认为，是李建国“落井下石”，才导致他被一撸到底。
“小孙。”杨厂长头也不回地叫了一声。
身后一个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的瘦高男人立刻凑过来：“厂长，您说。”
这是杨厂长的老部下孙干事，跟着他从车间干到厂办，杨厂长失势后，他也被边缘化，调到档案室坐冷板凳。
“李建国这几个月，往食堂送了多少次肉了？”杨厂长问。
孙干事想了想：“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差不多每个月都有。野猪、野羊、鹿、狍子……加起来得有几千斤了。”
“几千斤……”杨厂长转过身，眼神阴鸷，“他一个人，打得到这么多？西山那点儿地方，经得起这么打？”
孙干事会意：“您的意思是……”
“去查。”杨厂长声音很低，“查他的请假记录，查他每次‘进山’的具体时间、路线。还有，他那些肉，是怎么运回来的？一个人，能拖得动几百斤的东西走几十里山路？”
“这……”孙干事犹豫，“厂长，李建国现在可是厂里的红人，跟王主任、陈主任他们都关系密切。咱们去查他，万一……”
“万一什么？”杨厂长冷笑，“我们这是对工作负责，对厂里负责。他李建国的肉来路不明，万一有问题，吃坏了工人，谁负责？你悄悄查，别声张。”
孙干事咬了咬牙：“行，我去查。”
接下来的几天，孙干事开始悄悄行动。他利用在档案室工作的便利，调阅了李建国的考勤记录；又找了几个车间的老工人“闲聊”，打听李建国每次“打猎归来”的具体情况；甚至还特意去了一趟西山，找到几个当地的猎户，询问最近山里的猎物情况。
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考勤记录显示，李建国每次请假“进山”，都是三到五天。但根据他“打猎归来”的时间推算，从西山到轧钢厂，徒步至少需要一天。也就是说，他实际在山里的时间，最多只有两到三天。两三天，就能打到几百斤的野猪或野羊？这效率高得离谱。
更可疑的是运输。几个亲眼见过李建国“拖猎物”回来的工人描述：他都是一个人拖着简易拖架，猎物放在上面。可孙干事找木工师傅估算过，那种简易拖架，在土路上拖动一百斤的东西都费劲，更别说几百斤了。除非……李建国力大无穷。
最关键的证据来自西山猎户。一个老猎户明确说：“今年冬天山里瘦，大雪封山早，野物比往年少多了。别说野猪，就是野兔都不好打。一个人，一次能打到两只野鸡就算运气好了。”
所有这些疑点汇总到一起，孙干事得出了一个让他兴奋又恐惧的结论：李建国的肉，来路绝对有问题！
他把调查报告悄悄交给了杨厂长。
杨厂长看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好！很好！小孙，你立功了。”
“厂长，接下来怎么办？”孙干事问，“要不要向厂党委汇报？”
“不急。”杨厂长手指敲着桌面，“光有这些还不够。我们要抓，就抓现行。下次李建国再‘进山’，你带两个人，悄悄跟着他。看他到底去哪儿，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孙干事脸色一变：“跟踪？这……这要是被发现了……”
“所以让你们悄悄跟。”杨厂长盯着他，“小孙，这是个机会。只要抓到李建国的把柄，扳倒他，我就能重新站起来。到时候，档案室主任的位置，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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